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是近年來漢代考古的重大事件，而最近西漢海昏侯身份的確定更是使這位兩千年前的諸侯成為“新聞人物”。但是除了海昏侯，您還得知道在考古和學界同樣赫赫有名的萊子侯。
   2016春拍，廣東崇正有幸再次征得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九藤書屋”藏古物100余件，其中一件“西漢萊子侯石刻初拓本”正好可為您撕開另一位西漢諸侯之秘密一角！

西漢 萊子侯石刻初拓本

萊子侯石刻初拓本
水墨紙本 立軸
拓片：49×61cm，上跋：27×61cm，下跋：20.5×61cm

   此件為谷牧九藤書屋藏《漢萊子侯刻石》最初拓本，自清代以降，著述累累，不勝枚舉。昔年曾為康生所得，精彩長跋，又經郭沫若考證題跋、徐森玉鑒賞，最后轉贈谷牧者。再往前，實則清代金石家沈樹鏞、趙之謙舊物也。沈樹鏞與趙之謙同輯《補寰宇訪碑錄》，即據此拓本而著錄之。、

萊子侯刻石之金石地位

   公元16年之萊子侯刻石，我國一級文物，被郭沫若先生稱為“從篆到隸過渡的里程碑”。于我國書法史有極高地位。

   文物專家考證，萊子侯刻石實為從古隸到典型漢隸之過渡性書體。西漢之隸書，流傳下來的書跡甚少，堪稱石刻中之“熊貓”。清代以前發現之西漢石刻，唯五鳳刻石、麃孝禹碑、萊子侯刻石等。尤以萊子侯刻石最為出色，清代楊守敬曾評其“蒼勁簡質”。清代著名金石學家方朔評價“結構簡勁，意味古雅，為西漢隸書之佳品”。
   郭沫若曾在20世紀60年代致函鄒城文物部門，稱萊子侯刻石“世所罕見，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將萊子侯刻石推崇至極高地位。

萊子侯刻石之最初拓本

   萊子侯刻石碑石從漢代至清，沉寂千余年，無人識荊。清嘉慶二十二年，孝廉顏逢甲和友人孫生容、王補、仲緒山一起游鄒城城南臥虎山時偶然得之。便在碑石右側刻跋文，記述尋碑經歷。

   谷牧所藏此件，卻是嘉慶顏逢甲跋文未刻之前的初拓本，最為難得，難怪清代金石家沈樹鏞得到此拓本時，為之驚喜，并在旁邊題跋云“石在山東鄒縣臥虎山，嘉慶丁丑滕縣顏逢甲訪得之，移入孟廟。顏君有題記附刻，此出土初拓舊本，故尚無顏跡也。”（此跋在道光二十六年）

沈樹鏞、趙之謙將此件著錄入《補寰宇訪碑錄》

   沈樹鏞（1832—1873）清藏書家、金石學家。字均初，一字韻初，號鄭齋，川沙城廂（今浦東新區川沙鎮）人。咸豐九年（1859年）中舉，官至內閣中書。生平收藏書畫、秘籍、金石甚豐。尤對碑帖，考訂精辟。學者俞樾曾稱：“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沈與吳大澂、俞樾等過從甚密，又與趙之謙合編《續寰宇訪碑記》。

   此件拓本，有沈樹鏞題跋兩處，藏印多枚。同治三年跋云：“咸豐戊午，友人從疁城故家得此寄贈，鼻山見而欲奪之，未許也。同治壬戌攜入都門，撝叔輯訪碑補錄，據此載入，因附記之。甲子夏四月鄭齋，時居宣武坊南。”鈐印：均初。
   可見此件沈樹鏞曾帶至京師，時沈樹鏞與趙之謙（撝叔）同輯《補寰宇訪碑錄》，乃據此件而著錄之。而此件上，亦的有趙之謙鈐白文印“趙印之謙”。
   跋文中提及的“鼻山”，即金石家胡震（1817-1862）字不恐，號鼻山，一號胡鼻山人，別號富春大嶺長。浙江富陽諸生，僑寓上海。嗜金石，隸字、行書均高古。

康生多處長跋，前所未見

   覽此件，康生題跋多處，且無論字數之多、書法之精，皆罕有其匹。洵為康生題跋最精之品。

   除大篇幅抄錄清代瞿中溶的考證文字外，康生多有自家考證觀點，甚至認為，瞿中溶釋文的“萊”字，并不確當，又舉出自家例證，并和郭沫若商榷。郭沫若則費一日之力，詳加考證，以回復康生，故康生又將郭氏長文抄錄于此拓本上方。

徐森玉敬觀

   此件有“徐森玉敬觀”白文印，可知曾為著名文物鑒定家徐森玉鑒定。
   徐森玉（1881—1971），名鴻寶，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人。著名文物鑒定家、金石學家、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文獻學家。
   民國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1924年11月，參與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參加主持故宮文物南運。
   建國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國務院古籍整理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一生為查訪、發掘吾國文物奔走天南地北，發現大同的遼代古寺、趙城的元代戲臺、房山石經山唐代地契、北京的元代阿拉伯式浴池、薊縣唐代寺廟、三門峽摩崖石刻等，尤其是趙城古寺藏的多達44卷的石刻大藏經，更是稀世之珍寶。為國家征集鑒定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其中有晉代王獻之，宋代司馬光、蘇軾的真跡，春秋、戰國和商代的青銅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片，秦漢以來的不少帝皇印璽等。
   從上述經歷可知，徐氏眼界甚高，平生所見之珍貴文物絕非泛泛，而鄭重其事鈐“徐森玉敬觀”白文印于此件上，珍視之意，亦可想見矣。
   不特如此，徐森玉又有考證萊子侯刻石的專門文章，發表在1964年第五期的《文物》雜志上，從時間上看，應是“敬觀”康生所藏此件拓本之后。該文又收錄于徐森玉的著作《漢石經齋文存》之內。 

郭沫若與此件有緣無份，幸得留題同傳世

   此件初拓本著錄于清代《補寰宇訪碑錄》，久為學界所知。郭沫若先生稱萊子侯刻石“世所罕見，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希望得到拓本以作研究。然此件初拓本卻輾轉而入康生篋中。后來康生于1963年10月23日請郭沫若題跋，郭老才得以在上面留下手跡，算是有緣但無份。

   現今此件由廣東崇正征集上拍，將為有力者所得，競買者竟擁有比當年郭沫若更好的福緣，不禁令人擲筆三嘆。何況此件上，沈樹鏞、趙之謙、胡震、康生、郭沫若、徐森玉乃至九藤書屋主人，俱有或跋或藏之跡，今人一并得之，豈非福過前述諸家哉。

“九藤書屋”所藏拓本與原石之對照

“九藤書屋”所藏萊子侯石刻初拓本。

   萊子侯刻石又稱《萊子侯封田刻石》、《萊子侯封冢記》、《天鳳刻石》、《萊子侯贍族戒石》。現存于山東省鄒城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