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作人1949年作《解放南京號外》1232萬元成交

　　業內一般認為，“紅色經典”的出現源自于1995年10月，中國嘉德秋拍會拍賣劉春華1967年作品《毛主席去安源》開始。《毛主席去安源》在文革期間曾被印刷了9億張之多的印刷品，其知名度家喻戶曉。這幅作品最終以605萬元拍出。此后的1996年、1997年，嘉德在秋拍中推出“1949-1979新中國美術作品”專場，由此，“紅色經典”藝術品便成為中國藝術市場中備受關注的獨特板塊。
　　那么，為什么要去收藏“紅色經典”藝術品？
　　歷史上，收藏家們所收藏的都是能夠反映各個朝代時代風格和藝術家個人藝術特點的藝術品，他們會較少考慮政治因素，即便當朝的收藏會多多少少受到政治的牽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政治的影響就會很快被淡化掉。何況，政治本身會隨著時間而有所進步，過去的政治也許都是落后的。因此，收藏家們所考慮的是收藏過去時代獨有的歷史、文化與藝術。
　　“紅色經典”藝術品帶有那個時代特殊的歷史烙印和社會意義，具有獨一無二、不可復制的歷史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在那些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歲月里，一代代藝術家在有限的題材和形式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藝術創造力，為后代留下許多精彩作品。那時的“主題式”、“命題式”創作模式與現在“自由式”創作氛圍相比顯得尤為特殊，這有點像歐洲早期經典繪畫與印象派的差別。當時許多作品甚至成為許多年輕藝術家成名作及代表作，其中很多作品參加過全國性美展，引起廣泛社會效應。
　　當過去的“紅色”時光不再會重新出現時，這便成為時代“孤品”；當那些“紅色經典”藝術品有著與前后時代都不同的特殊風格時，它們便有了收藏意義；當“紅色經典”藝術品存世量有限情況下，便出現投資機會！
　　國家博物館專家指出，因為那時的作品多是為國家創作的，“紅色經典”中的多數精品早已被收藏在國家的博物館或美術館中。只有少量作品，因種種原因而流到民間。可以說，“紅色經典”最大的收藏家是國家。
　　記得古代書畫收藏家朱紹良當年請教書畫鑒定家啟功應該去收藏什么藝術品時，啟老的回答非常清楚：國家的博物館、美術館都在收藏什么，你就收藏什么！
　　最近，筆者在文化部舉辦的與中、東歐各國美術館專家學者的交流論壇上感受到，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出現巨變之后，原來社會主義時期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受到壓制。而后，隨著時間推移，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過去時期的藝術作品，去發現和研究所謂“社會主義時期”、“前蘇聯時期”、“前南斯拉夫時期”藝術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特點。阿爾巴尼亞國家博物館的專家介紹說：他們在重新做“前蘇聯時期”藝術品的展覽和推介。人們試圖去對原來的作品用新時期的眼光去重新審視與定義。
　　從投資角度上看，“紅色經典”藝術品在短短不長的時間，為投資者帶來了高額的回報。
　　1996年，嘉德秋季“1949-1979新中國美術作品”專場，吳作人1949年創作《解放南京號外》以46.75萬元成交，而在2007年12月的華辰油雕專場，以1232萬元成交，11年間增長25倍。徐悲鴻1951年作《九州無事樂耕耘》在1996年嘉德秋拍以192.5萬元創當年新中國美術作品最高紀錄，此后兩度出現，一次是在2004年12月北京榮寶以1705萬元易主，而在2011年12月北京保利拍賣會上則以2.668億元再度拍出，11年間該作品漲幅達130倍！如今，“紅色經典”作品在十幾年間漲幅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樣的例子并不鮮見。作品的稀缺性和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是造成這種市場現象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出現在拍賣場上的知名“紅色經典”藝術品有：2007年，中國嘉德春拍拍賣的陳逸飛作品《黃河頌》，以4032萬元成交；2009年，北京翰海春拍靳之林的作品《南泥灣》以1344萬元成交；2009年秋拍，中國嘉德《毛主席視察上鋼三廠》以2022萬元成交；同一年，廣州嘉德夏拍中，靳尚誼重要代表作《毛主席全身像》以2016萬元拍出；2011年，北京翰海秋拍何孔德《祖國來信》以1840萬元成交；同場拍賣會上，傅抱石《毛主席詩意冊》以2.3億元成交，刷新傅抱石書畫作品拍賣紀錄；2012年，北京保利春拍李可染《萬山紅遍》亮相，以2.9325億元成交，再創“紅色經典”繪畫新高，也是李可染作品拍賣成交最高紀錄；同一年，李可染《韶山》拍出1.24億價格；2013年，中國嘉德春拍，吳作人油畫《戰地黃花分外香》以8050萬高價成交，也刷新其個人作品拍賣紀錄；黃胄《日夜想念毛主席》于2014年北京保利春拍中拍出747.5萬高價。很多畫家以其“紅色經典”的畫作刷新自己作品的拍賣成交紀錄，“紅色經典”藝術品似乎成為了藝術品收藏市場的績優股。
　　談到“紅色經典”藝術品的收藏，不得不提到收藏家群體的代表人物——上海龍美術館館長王薇。如今，她已收藏數百張“紅色經典”藝術品，其中不乏許多參加過全國美展的作品，有些甚至還是國家博物館、美術館都缺少的藏品，其數量和品質超過國內絕大多數國有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