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1592——1652），字覺斯、號十樵、又號松樵、癡庵等，別署煙譚漁叟。河南孟津人，世稱王孟津，其先祖乃山西洪洞人，十世祖王成始遷至河南孟津邑雙槐里，故落款亦有“洪洞王鐸”。
　　王鐸幼時家境十分貧寒，過著“不能一日兩粥”的生活。天啟二年（1622）三十一歲的王鐸與黃道周、倪元璐同科中了進士，又同進入翰林院任職，因性情志趣相投，他們對書法之道有著相近的藝術追求和價值取向，相約同工行草且各具一格，互為 砥礪而成就了飚炳書史的“晚明書風”（包括張、邢、董、傅）。黃道周曾寫道：“惟王覺斯（王鐸字覺斯）、倪鴻寶（即倪元璐）與吾最乳合，盟肝膽，浮意氣， 砥礪廉隅，又棲止同筆硯為文章。愛焉者呼‘三珠樹’，妒焉者呼‘三狂人’，弗屑也。”
　　王鐸在明并不是阿諛奉承的政治投機者，其作派近似年長十歲的東林黨領袖、文壇盟主錢 謙益，以“清流”而自居。崇禎八年秋（1635年），王鐸因不屑于權傾當朝首輔溫體仁而發生沖突，“不合溫體仁、吳宗達烏程百計中之后，避而金陵”（《擬 山園集》），自請調任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禎十一年七月（1638年），王鐸“上疏言邊事不可撫、事關宗社，為禍甚大，懔懔數千言”這種主戰派的激言又激怒 了主和派閣臣、兵部楊嗣昌，“楊嗾中當欲廷杖之”，王鐸幸免廷仗，可說是死里逃生。好友黃道周亦與楊嗣昌當崇禎皇帝面激辯以論是非，這場有名的辯論之后黃 道周被連貶六級，調任江西。而同年秋天，王鐸又直言敢諫“力言加派，賦外加賦，白骨滿野，敲骨剝髓，民不堪命。有司驅民為賊，室家離散，天下大亂，致太平無日。”幸好崇禎皇帝終“不加罪”，王鐸數度上疏終“乞歸故里”，回了河南孟津老家。而這三次不合時調地與權臣相抗則注定了王鐸政治仕途的慘敗。
　　歷史是個無情的審判臺，特別對于人格品行的評判標準幾近乎嚴苛。王鐸卻在降清這件事上成了人生的至大污點，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十九日，崇禎帝殉國吊死于煤山的歪脖樹上；王鐸其時生活極度窘迫，帶 著家人靠航船漂泊于黃河、運河一帶。“月來病，力疾勉書，時絕糧，書數條，賣之得五斗粟。買墨，墨不嘉耳，奈何！”，這是他為《贈湯若望詩冊》跋文中所記 述的生活境況。而歷史的巧合竟跟王鐸開了個可悲的玩笑，南京官吏如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松為帝建立弘光小朝廷，福王朱由松為了報答多年前王鐸保護過 他渡過黃河，則召王鐸為東閣大學士。本已“乞歸故里”過著安貧樂道的王鐸，被福王召回內閣官為東閣大學士，福禍雙至。“次年（1645年）即順治二年五 月，福王（弘光帝）走蕪湖，留鐸守江寧（南京）。鐸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出城迎親王，奉表降。”（《清史。列傳。貳臣傳》），至此，由明入清山河 破碎之時，王鐸與錢謙益兩個文人失節，腆顏手舉白幡迎降清軍，出賣了人格和靈魂，被世人鄙視為有才無行，王、錢“漢奸”聲名終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好友黃道周、倪元璐降清后不堪亡國之辱又含恨以殉。錢泳《履園叢話》評論說：“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王鐸更是書因人賤， 其書當然遭受了冷落。乾隆修史時將錢謙益與王鐸被納入《貳臣傳》“乙編”之首。錢謙益在《王鐸墓志銘》中用春秋筆法褒言王鐸，似乎惺惺相惜地“感激在知音”，但這終究掩飾不了錢、王分裂的人格。錢謙益墓至清嘉慶時已荒廢，錢泳墓志銘下鐫“吾意獨憐才”捐資重修錢墓，仍被世人譏誚。
　　中國的文化傳承秉承著人格的精神導向，所謂的“道德文章”，強調的是儒 家文化做人的原本。而摒棄表象的“因人廢書”，從藝術的本體來分析王鐸書法這才是科學而客觀的，清代劉熙載著《藝概》亦主張“書如其人”，“賢哲之書溫 醇，駿雄之書沈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顯然，王鐸書法風格的主調應該屬于“沉毅”一類，王鐸就該是書中之“駿雄”，以此來喻王鐸其人其書頗為 肯綮，王鐸詩學杜甫是有感知的，其在明三次與權臣相抗導致其政治上失寵，生活的現狀極具悲慘，李自成的義軍橫掃中原后，其父母、兄弟、妻子、女兒均在戰亂 中流落病逝，其悲觀如其《自待》詩“衰顏百事倦，自待意何言。冷冷階中草，萋萋河山園。秋風老馬嚙，夜月臥龍魂”，無家園可棲居，只能靠航船漂泊的酸澀滋 味非個中人那能體悟，境況迥異于董其昌每每題記的“作于舟中”優游式的文人情調。王鐸確固有“駿雄”的本性，在崇禎十三年（1640）十月，其偕家人去南 京途中，先行的家人陷陣義軍，王鐸率二十五騎士破義軍二千余竟救得家人突圍，“血性男子”的英雄本色與其詩性即杜工部式的“蒼郁”交織，秉性與學養造就了 “神筆王鐸”一世之雄歟！清代梁獻認為：“明季書學競尚柔媚，王（鐸）、張（瑞圖）二家力矯積習，獨標氣骨，雖未入神，自是不朽”。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晚 明書家中王、張因“大節有虧”，最為世人所輕視，人品與文品所隱含的矛盾性，確乎是個難以取舍的命題。
　　其實，降清后王鐸內心深處的痛楚、矛盾與其書風“險”、“蒼”、“雄”、“勁”是合 拍的，在《擬山園選集》第八十二卷《文丹》中，王鐸內心的獨白亦是其審美觀念的核心所在、“似散不散，似亂不亂，左之右之，顛之倒之”、“怪則幽險猙獰， 面如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纏蛇，力如金剛，聲如彪虎，長刀大劍，劈山超海，飛沙走石，天旋地轉，鞭雷電而騎雄龍，子美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 文公所謂‘破鬼膽’是也。”“大力，如海中神鰲，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寸鐵殺人！不肯纏繞”。“為人不可狠鷙深刻，作文 不可不狠鷙深刻”。這種“落筆驚風雨”式的“膽敢獨造”在其書風中釋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其中年后行草書更是將“撞三山，踢四海！”、“寸鐵殺人”蒼渾的 意境發揮到極致。可以說，不讀《文丹》無以釋然王鐸書風的精魂所在。其代表作如影響日本樹上彬島書風的《雒州香山作》（樹上彬島藏，2010.12在北京 拍賣，以四千三百多萬成交）及《孟津殘稿》（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草書杜詩卷》（遼寧省博物館藏）等，表象上王鐸書風有行草書、大草、臨帖幾種形式， 而意象上其氣勢、氣魄、氣象的雄渾內力卻相同，同樣具有撼人的力量感。
　　王鐸書法的獨到魅力隨著時間反而日顯，政治上“大節有虧”的王鐸，其書 法聲譽卻未稍減，遺墨亦倍受后世珍賞。清秦祖永《桐蔭論畫》有“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似在為王鐸叫屈。王鐸書法得到了重新評價和關注。清代楊鈞《草堂之靈》中《記覺斯》的一段話，或可作注：與郎園閑談，問日：“世間魔力何者最大？”余答日：“筆墨最 大”。故趙孟頰，王覺斯之流，亦能千古不泯。的確，有明一代在書史上獲譽無出其右者，如啟功先生盛贊王鐸：“可謂書才書學兼而有之，以陣喻筆，固一世之雄 也。”并有詩云：“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評其“一生吃著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得其正 傳，嬌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說書學界的‘中興之主’了。”藝術的成就終使人們忽略其失節之舉，晚明書風無疑成了一座歷史豐碑，其聲勢 影響當首推王鐸為代表。
　　王鐸一生都在臨摹，書史上從來沒有那位書家與他一樣有如此大量的臨摹作品傳世，“一 日臨書，一日應請索。以此相間，終身不易。”大抵王鐸的臨摹不可間斷一日乎。在具有深厚的傳統功力上力圖創新，借古而開今，王鐸確實是身體力行的。其傳世 作品中臨作竟占半，綜合其傳世墨跡分析，絕大部分是《淳化閣帖》中的羲、獻諸帖。上及張芝、鐘繇，下至南朝諸名家。小楷學鐘，大楷學顏、柳，行書浸淫二王 外，主要得于米南宮。臨書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以橫卷或冊頁形式作較忠于原帖的臨書；一是以狹長條幅的形式作表現式的臨書，由于意在透過古人表現自 我，故經常以意臨，即將自己的意念融入其中，對古帖融通后再詮釋，如南京博物院所藏王鐸于1631年所作《臨閣帖軸》（綾本
　　277.5×45.8cm）便為此類的臨書巨幛大軸，其連綿草的臨摹發揮也最具代表性。
　　王鐸的書法師承與董其昌相近，但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風格。董尚遒媚生秀，以韻擅場，王 卻“力矯積習，獨標氣骨”，以“蒼郁雄暢”的勢取勝，他的用筆、布局險象環生奇而穩健，映帶呼應間給人以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力。筆陣連綿流暢，起筆和轉折 又多方筆，凝重而不板滯，剛柔相濟，章法大小錯落，縱而能斂，險中見正。這些都是王鐸努力與時風拉開距離，另辟蹊徑，想突破董其昌籠罩下的書壇格局，與董 同宗二王從而在源頭上尋找突破。當然，董、王在技法層面是無分伯仲的，王鐸對二王的理解并非簡單以疏狂發韌，而是大膽將字形、布局滲入了自己的豪邁與古 狂，章法一任縱橫放逸，字勢時有傾倒緊迫、氣勢奔放而勢不可擋。用筆提按、墨色的濃淡干濕與結字的縱勢、疏密相呼應，通過欹側、聚散、挪移、夸張來平衡左 右分量，相互牽制從而以達到均衡。王鐸的“漲墨法”在書史上堪稱獨步，漲墨使筆道相互粘合暈化，由于蓄墨的多少、落筆的力度而使暈墨效果不可名狀，象夏云 一樣含羞欲滴又如石破天驚般崩裂，這漲墨形成的塊面與筆觸的點線強力對比，使形成的潤燥相間、節律相生，攝人心魄而驚世駭俗。
　　世無完美之說，凡事也必有正反陰陽相克。這里又不得不提到董其昌。董其昌曾語：“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王鐸是要跳出董其昌的藩籬，便絕不用心于“巧妙”二字，其實這也是王鐸對董其昌的矯枉過正。董取生秀淡雅的文人士氣，而王鐸則縱肆欹側以野逸取勢。趙孟頫曾評米字：“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于櫝韞川媚，則蔑有矣”指出了米芾書的躁露 怒張，缺少高蹈華麗蘊藉之態。王鐸主要得力于米芾，得在體勢與筆力，而失卻在韻致。反之，董其昌在巨嶂尺幅的表現力上或輸于神筆王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