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繪畫文藝復興之后，隨著人文精神的興起，農民的生活就得以關注，“農民形象”在繪畫創作中應運而生。直至19世紀后期，表現農民形象的繪畫有如支撐繪畫創作的暗流，一直是繪畫民族情結的基礎。畫家勃魯蓋爾用戲謔手法表現尼德蘭鄉下婚慶、集市、節日場景；法國的勒南兄弟筆下貧困的鄉間農民形象；米勒畫面中逆來順受的農民在田野中辛勤耕種、在充滿宗教氣氛的教堂晚鐘聲中放下勞作工具虔誠地祈禱；俄羅斯19世紀巡回畫派筆下在苦難重壓下的鄉間農民形象均在繪畫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所有這些都向觀眾傳達著一種深沉而又是全世界人類都共有的情結：這就是故鄉的情結與祖國的情感。在俄羅斯這種情節是鑄就民族靈魂的奠基石，是本民族詩人畫家永遠謳歌的主題，其創作源泉涓涓流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們面對苦難、由苦難鑄就并且在苦難中重生。彼洛夫作品中冰天雪地中駛向墓地的雪橇、馬科夫斯基筆下農夫田間悠然自得的勞作、克拉姆斯柯依留住了表情深沉而又充滿自信的農夫肖像、列賓的庫爾斯克省鄉間農民漫長與天際相接的宗教禮拜行列、蘇里科夫筆下正義與非正義戰爭裹挾而走向戰場的俄羅斯農夫……他們有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作為自己創作的思想支柱，涅克拉索夫在長詩《誰在俄羅斯快樂與幸福》描寫俄羅斯農夫在苦難中對幸福生活的尋覓，托爾斯泰筆下誠實勤勞的農夫，在宗教的信仰中祈禱自己能在平靜中度過一生。所有一切都從創作思想與創作方法上為畫家指明了通往熱愛祖國、民族自信的創作道路。

　　人類的現代文明來自農耕時代，世界各地的農民盡管地域不同、人種有別、風俗各異，但是田野中辛勤耕作，耕作后的成果是維系著各民族得以生存的基本條件，這種結果在全人類則是共識的、同步而一致的。

　　19世紀后期直到20世紀，“農民形象”在繪畫中淡出表現題材的主流舞臺。但是“農民形象”所積淀“故鄉”情結、“祖國”理念卻不因這一轉型而淡出，在繪畫中出現了追憶過去，留住鄉情的抒情作品。在20世紀中期出現了電影導演塔爾科夫斯基的《鄉愁》，文學中出現了肖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這些創作影響了一代畫家，出現了以特卡契夫兄弟、普拉斯托夫、格拉祖諾夫等典型的鄉情畫家，他們的作品不同于19世紀及以前的畫家，“農民”是以時代的面貌出現，他們在走向大農業的耕作化進程，他們的生活中透露出城市化的氣息，但是“祖國”情結絲毫不減以往。

　　在此時期也有面對當下，安貧樂道，將自己的鄉村生活詩意化、永恒化的畫家。美國畫家懷斯屬于本土畫家中的另類，他安于現狀，為即將逝去的靜謐而安詳的鄉村生活而謳歌，在他的創作中可以感知到一種暗流涌動的恐慌，這是一種將現實夢幻化、永恒化的恐慌。同時這種情感又被平靜、充滿詩意的畫面所遮掩。這是一個移民國家、農耕文明的文化如此薄弱的國度中所醞釀出的畫家人格，盡管如此，他的創作理念與表現方法卻影響了一代中國畫家。

　　在中國繪畫的油畫領域中，“農民形象”所承載的內涵與上述歷程是一致的。中國的農耕文明道路漫長、體系完善。面對人類生產走向集約化、生活步入城市化文明的一致步伐，在繪畫的歷史中，也有“晴雨表”式的反映。

　　最初的旅歐赴日畫家們把視點放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形象上，第一次以“苦難者”的面貌出現在油畫作品中，出現了王悅之《棄民圖》、呂斯百的《四川農民》、唐一禾的《祖與孫》等表現農民生活現狀的作品。

　　盡管這時期的油畫表現語言不夠成熟，但是在起初畫家們就開始了在形式上進行民族語言表達方式的探索，王悅之在《棄民圖》采取了中國傳統繪畫的線描手法，表現出中國老乞丐的形象；唐一禾在《祖與孫》中，通過祖孫關系，在肖像刻畫上表現出愁苦、迷茫的情態。在當時起到了很大的宣傳作用。這種對底層農民的真實形象與生活境遇的關注、對下層勞動者的情感投入構成了當時藝術與繪畫創作思想的主流觀念。

　　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繪畫作品中的農民形象轉變為抗戰的革命形象，表達對農民的悲憫之情與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突出了“抗戰”的要義。司徒喬、吳作人、符羅飛、唐一禾等油畫家都為農民形象的創造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建國初期“農民題材”在繪畫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時代，畫家以極大的創作熱情投入到“藝術為工農兵服務”的潮流中。畫家們認為油畫語言的寫實技法對描繪社會底層現實主義生活具有更強的表現力。所以用油畫語言表現農民題材的創作的作品數量甚多。這時期馮法祀、王式廓、朱乃正等畫家的作品成為表現時代“農民形象”的典范。

　　在表現手法上油畫“民族化”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在形式表現上呈現出為群眾所接受的風格語言，平面性、裝飾性特點的創作拓展了創作民族化的道路。這時期“農民形象”在色彩表現、服裝樣式、環境表現都出現了西學為用、中學為體的探索。孫滋溪的《天安門前》等等作品均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

　　“文革”后，“農民形象”更以主人的形象被表現在繪畫的作品中。羅中立的《父親》占據了“標準像”的位置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陳丹青《西藏組畫》拓展了少數民族中“農民形象”的創作空間。

　　20世紀90年代，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轟轟烈烈涌入城鎮的“民工潮”。這些“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人員有明顯的“邊緣人”特征，為藝術創作提供了新的題材和關照對象。藝術家們對他們的生存狀態、勞作環境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刻畫。如王宏劍的《陽關三疊》、沂東旺《誠城》和徐唯辛的《工棚》等油畫作品即抓住了這個視角，以寫實的方式對進城務工人員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態進行描繪刻畫，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在這個時代產生的“農民形象”作品帶有與任何時代都不相同的特征。他們脫離了鄉間靜謐而又消閑的生活，作為陌生的面孔生活在陌生的環境中，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憧憬而又恐慌，憧憬他們即將過上城里人日子，恐慌離開祖輩根植的熱土，在謎樣的世界中闖蕩無異于一場人生的賭博。但是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這是一場沒有退路的命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