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在故宮鑒定古代書畫

　　侯剛

　　啟功先生在青少年時代，就與故宮博物院結緣。

　　1924年，清宣統皇帝溥儀被逐出宮，由社會名流組成“清室善后委員會”，清點各種文物后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公開展出各種藏品，包括歷代書畫。

　　1927年，十五歲的啟功小學畢業后，考入匯文中學的商科，想學一技之長，好掙錢養家，同時拜賈羲民先生為師學畫。賈老師為了讓他更多地觀摩借鑒名家作 品，開闊眼界，經常帶他去故宮參觀書畫展覽。那時是故宮博物院展出古代書畫的初期，每月的一、二、三日為優待參觀的日子，每人的門票由一元降到三角，而陳 列品都有一部分更換。書畫的更換增補深受學習書畫的學生歡迎。啟功先生曾回憶說：當時展品直接掛在墻上，或攤展在桌子上，觀眾可以近距離欣賞。許多名畫， 如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等都是那個時期老師帶他看過的。有時老師和一些前輩隨看隨加評論，使年輕的學生們在對書畫的鑒賞受到很大的啟發 和教育。啟功曾說：“故宮是我學習的好課堂。”

　　筆者曾有幸見到啟功先生珍藏的賈老師的一頁筆記，記下了己巳年重陽節（1929年11月11日）帶他去參觀鐘粹宮和上書房書畫的情景：“己巳重九，與許翔 偕啟元白同觀清內府鐘粹宮及上書房各處書畫，辭樓下殿，盡態極妍，恐后爭先，顧此先彼。因與元白各出紙筆摘錄原題梗概，半日辛苦，頗形疲憊。寓后默記經 過，分析錄出，以志眼福之幸。”根據筆記所記，筆者統計，當天師生三人共過眼山水立軸22件、人物畫9件、花卉12件、冊頁15件、手卷3件，可謂大飽眼 福。故宮這個大課堂，讓啟功先生受到了初步的教育和鍛煉，學會了對書畫的比較和判斷能力，為后來的鑒賞打下了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一些文物商將1924年溥儀被逐出皇宮時偷運到長春后流散在社會上的一批古代書畫運回北京販賣，故宮博物院決定收購這批文物。回收前聘 請了一批專家進行了鑒定、甄別、選擇，啟功就是被聘請的專家之一。當時，啟功已在輔仁大學美術系任教，在社會上已很有名氣，他的恩師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兼任 故宮博物院理事和專門委員。輔仁大學教授沈兼士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他慧眼識才，聘請啟功擔任故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在文物館負責鑒定書畫，在文獻館 負責審閱和研究文獻資料和稿件。同時，被聘為專門委員的還有戲劇理論家齊如山（1875—1962）、戲劇活動家馬彥祥（1908—1988）、博物館學 家韓壽萱（1879—1974）、法學家王之相等。啟功是最年輕的專門委員，除平時的研究和鑒定工作外，還經常參加一些大型書畫鑒定的會議，對一些重要的 作品做出甄別和鑒定，這種會議有更多的專家出席，如馬衡、陳垣、沈兼士、張大千、鄧以蟄、唐蘭、胡適、徐悲鴻等都出席過。啟功先生曾回憶：“這樣的活動不 僅大飽眼福，還可以親手觸摸翻閱，了解古代書畫的裝潢歷史和制度，同時又可以獲聞前輩專家們對一件作品的評判和議論。特別是遇到對某種作品產生不同意見 時，相互間的辯駁，使自己獲得千金難買的學問。如果遇有自己不理解的問題，就近向老前輩們請教，得到的答案僅僅是簡單的幾句話，便可使自己的疑難迎刃而 解。”啟功先生還回憶，在鑒定書畫時，常見在畫邊上鈐有“察司半印”，便向金石專家馬衡請教，馬先生鄭重地給他回信，詳細講述了明清時期掌管古代書畫的職 官司禮監、典禮司、典禮紀察司的更替沿革后指出：“頗疑鈐有此項半印之書畫，皆由查抄而來，其右半當鈐于登記冊中。”

　　新中國成立后，啟功先生被故宮博物院聘為顧問，他對故宮的事非常認真。他不僅在文物鑒定、學術研究上無私奉獻，還關心著故宮博物院的管理和保護。幾十年 來，除經常應邀出席文物鑒定會議，還不辭辛苦地為了弘揚故宮文化、培養人才積極建言，為回收珍貴文物盡心盡責，他博大的愛國情懷令人尊敬。現僅將筆者親見 親歷的幾件事記述于下。

　　1994年，原北京輔仁大學一位友人王方宇給啟功寫信稱，他有一位美籍學生安思遠，收藏有一部宋代真正的祖帖《淳化閣帖》，是我們的國寶，擬拍賣。啟功先 生得知此消息非常高興，就決心設法讓國寶回歸祖國。于是，他委托去美國開會的文物局干部王立梅到美國一定要找到安思遠，先說服他到中國來展出。他對王立梅 說：“不見《淳化閣帖》，我死不瞑目。”1995年，安思遠帶著《淳化閣帖》來到北京故宮，經啟功先生與劉九庵等幾位頂級專家仔細鑒定，從印章、題跋的流 傳有序，確定這部《淳化閣帖》就是祖帖。在啟功和許多熱情人士的幫助下，故宮博物院專門舉辦了“安思遠先生珍藏中國文物展”，啟功先生出席了開幕式并剪 彩。安思遠回國后，又經王立梅多次往返動員，終于在2004年以450萬美元拍回國寶。啟功先生說：“這是解放以來最重要的文物回歸。”

　　1996年夏，一位東北老者攜宋代北宋詞人張先所作《十詠圖》來北京拍賣，因畫上題有十首詩而得名，畫風近似《清明上河圖》，啟功先生觀后，認為此圖具有 很高的文物價值和歷史價值。此圖創作于800多年前，在畫上可以看到清朝歷代皇帝的印鑒，可見清皇室對此畫的重視，又經啟功、傅熹年、徐邦達、劉九庵諸位 先生過目，認定為真品，故宮以1800萬元收回。先生說，此圖是1924年溥儀被逐出宮時以賞賜的名義偷運出宮并流入民間的。流失近一個世紀的國寶，經先 生的努力終回故宮。

　　2000年冬，一位收藏家手中有一件元代乃賢的書法手卷，請啟先生過目，先生看過后，認為是真跡，就想到請故宮回收，便對他說：“你要是能捐給故宮就好 了！”先生一面動員藏家捐出，一面給故宮主持院務的朱誠如寫了三頁紙的長信，說明此卷是元代乃賢的真跡，實屬國寶，力言其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信中寫道： “以其不僅有藝術價值、文獻價值，且屬祖國古代民族中華文化鑒證之一。以物之稀，故彌足珍貴也。”他還舉證陳垣先生所著《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詳細的評 價。他同時還給故宮博物院領導發了同樣內容的信，院內很重視啟老建議，在院辦公會上傳閱了他的兩封信，大家都被先生的高度責任感所感動。后來，在先生的幫 助下，故宮博物院很快找到了藏家，以低價收購了這件手卷。

　　2003年，故宮博物院決定出巨資2200萬元，從嘉德拍賣公司購買《出師頌》，拍賣公司稱是“西晉大書法家索靖所書真跡”，社會上有人質疑其中有“高 買”之嫌，也有人懷疑拍賣公司與鑒定專家合謀抬高文物價格。經啟功先生和傅熹年、徐邦達、朱家溍共同鑒定，此件《出師頌》不是西晉書家所書，實為隋朝的書 法家的真跡，也是國家級的古代書法作品，值得國家收藏。先生說，他早年曾見過《出師頌》摹本，并作有論書絕句。肯定為“隋賢”所書，詩曰：“隋賢墨跡史岑 文，冒做索靖蕭子云。 漫說虛名勝實詣，葉公從古不求真。”先生還明確說明，《出師頌》是隋朝書法家的真跡，這在米芾同時代人黃伯思著的《東觀余論》中有文獻根據。宋高宗御用鑒 定師米友仁據此鑒定《出師頌》為“隋賢”所書，而且米友仁所書鑒定也是真跡，唐代人、明代人寫不出這樣的字。先生強調，專家是識物不知價，不會評估文物的 價格。

　　啟功先生被推選為“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的組長，鑒定小組自1983年起，開始考察全國各文物部門文化團體所收藏的古代書畫，并給與鑒定，分出精粗真偽。首 先考察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在幾年的考察鑒定實踐中，他感到文物管理鑒別人才的缺乏，他認為從國家文物的管理、鑒定、保護和利用諸方面長遠考慮，應盡快培養 人才。1995年，在故宮博物院建院70周年之際，他給故宮博物院領導寫了一封題為《敬為國家文物機關收藏的文物書畫去偽存真呼吁》的長信。信的中心意思 是“當務之急，是加強鑒別力量，趕緊培養人才！”他還舉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單士元17歲即入故宮博物院已工作70年，是故宮博物院文化鑒證人為例，提出應 發揮老專家的余熱，以不退休為宜，帶領青年人接好班，可見啟功對故宮博物院感情之深。

　　故宮博物院為了提高業內中青年鑒定家書畫鑒定水平，培養后繼人才，從全國的文博單位調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贗品書畫，舉辦了一個“中國古代書畫作品真偽對比 展”。開幕那天，先生出席并親自在現場給學員講解，從一幅作品的筆法、印章、題跋等方面分析講了一個上午，沒有停止。在舉辦對比展的同時，還舉辦了“書畫 鑒定高級研討班”，啟功先生和傅熹年、劉九庵、徐邦達諸位先生講課。先生講課生動活潑，學生隨時提問，先生當場作答，深受歡迎。特別是外地來京學員，初次 目睹先生的風采，都非常興奮。研討班結業時，故宮還把專家講話匯編成文集，把展品印成圖冊，發給學員留作日后學習參考。

　　我所知道的啟功先生和故宮博物院的故事只是鳳毛麟角。啟功先生自青少年時代開始與故宮博物院結緣，以后參與故宮博物院的事務，幾十年來與故宮歷任領導和工 作人員關系融洽，他謙虛豁達、平易近人的作風受到故宮朋友的尊敬和愛戴。平時，他對故宮博物院的建設和發展關心備至，故宮博物院有大小事找到他，他都是 “有求必應”，他對故宮的貢獻將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