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佳士得和蘇富比全球兩大藝術品拍賣公司就開始在香港持續舉行春秋兩季拍賣會。作為亞洲貿易重要樞紐的香港，早已成為亞洲地區重要的藝術品交易中心及拍賣場所。自2013年由香港國際藝術展（ARTHK）更名以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BaselHK）今年第四次與公眾見面。今年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匯集了來自35個國家及地區的239家頂級藝廊，為3000多名藝術家提供了展出的平臺，開辟出藝聚空間、藝廊薈萃、亞洲視野、藝術探新、光影現場、藝文出版六大板塊。巴塞爾藝術展使得香港成為集結全球藝術資源的重鎮，通過吸引藝術產業鏈各個節點的專家，形成了藝術信息聚集地的構建。

　　社會發展證明，全球經濟一體化并未導致文化差異性消失，不同文化地緣的藝術品市場隔閡依然存在，而商業本能的逐利意識使東西方藝術品經紀人通過平臺彼此試探價格及興趣的限度。緣由在于文化進入產業階段后大規模的效率主導的社會生產過程，嚴格的制度文明對藝術家和觀眾的心靈生成了某種程度的異化。以藝術之名，任何的圖像和行為，都能夠成為或被認為是一種隱喻和象征，迫使觀眾思考，從而產生新的意識。當下，藝術家的工作成果的收藏、展會成交額、藝術展介入人數等指標令藝術行業制度愈發清晰。香港作為亞洲和歐美交流雙方的前哨，別無選擇地成為新價值系統的試驗田。

　　從今年香港巴塞爾的調整可以看到，主辦方更加深入、廣泛地輻射亞洲區域的藝術生產。巴塞爾藝博會總監Marc Spiegle表示：“2011年，巴塞爾剛到香港的時候……我們只是參與者。亞洲畫廊缺少展示的力量，但必須有一個與西方畫廊平衡的存在。”巴塞爾藝術展亞洲總監黃雅君表示，今年的巴塞爾香港展會更加深入、廣泛地輻射亞洲區域的藝術生產，以“亞洲視野”展區單元為例，不僅匯集了藝術家個展，更為亞洲及亞太地區的主題策劃型展覽提供了展示的平臺。盡管巴塞爾藝術展“以挖掘與推動潛力藝術家而聞名”，但香港巴塞爾的另一個作用是“幫助不了解亞洲地區藝術史的人們了解我們”。

　　公眾參與度仍是香港藝術博覽會的一大特色。原本“會展經濟”就是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展覽展銷，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一種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事實上，展會不僅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還能帶來無法估價的社會效益，而更多的是潛移默化的影響。當前，全球的藝博會在營銷戰略上，已經不可以只談展銷內容，還需要更多周邊活動，一方面是知識型消費模式下的推廣策略，另一方面是開拓未來收藏家。對年輕收藏家而言，古董收藏涉及復雜的真偽識別和質量鑒定，而收藏現當代藝術相對容易。

　　展會中藏家在展場內不斷往復，暗中審視著自己中意的作品。巴塞爾藝術展從市場的角度清晰地反映了畫廊自身的一個生態體系，三樓的作品質量明顯高于一樓，而且三樓畫廊主要是以世界頂級藝術家作品作為支撐。從中可以看到，畢加索、馬蒂斯、莫蘭迪、米羅、馬格利特、安迪·沃霍爾、塔皮埃斯、巴塞利茲、封塔納、趙無極、大衛·霍尼克等大師作品，一些正在崛起的知名藝術家同樣受到藏家關注，如日本的村上隆、韓國的李禹煥以及中國的汪建偉等。同時還可以看到來自國際一線的主流藝術家，如草間彌生、杰夫·昆斯、杜馬斯、里希特、達明赫斯特與杜馬斯等。

　　中國買家在對藝術家的選擇上，重學術性去商業化的態勢有很大提升，對于藝術品的接受度也變得更為包容。買家逐漸關注學術導向，注重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國際地位，甚至更趨于買賣雙方試探性的交流。除了張曉剛、葉永青、王廣義、曾梵志等人的作品外，也有很多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他們的創造力刷新了很多藏家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認知。縱觀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去年開始的泛亞洲之風仍在發酵。就買家而言，香港巴塞爾看重的是亞洲的中國藏家；而針對藝術家，香港巴塞爾更側重泛亞洲文化。

　　對于普通大眾而言，香港巴塞爾既是秀場，更是賣場；藝術品似乎更像資本游戲。他們對巴塞爾的熟知和了解主要來源是媒體對展品的解讀。他們眼中的巴塞爾藝術展新、奇、絢、玄，再加上吐槽類的傳播和一些批評家片面性的文字調侃，使得大眾認知難免偏頗。誠然，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并非如吐槽者或批評家所言說的那么糟，但也不是建立在學術高度上的展覽，它僅僅是在商業背景下，對以亞洲為主要區域的當前藝術生態的反映。作為以藝術品經營為主體的藝術展，商業性必然是核心要素。因此，主辦方自然會站在市場、機構、藏家的角度呈現當代藝術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