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大劇院宛如兩塊被珠江水沖刷過的靈石，外形奇特，復雜多變，充滿奇思妙想。

上海凌空SOHO是扎哈·哈迪德在上海的首個建筑設計作品。

　　不久前，知名英籍建筑師扎哈·哈迪德在美國邁阿密的一家醫院因心臟突發疾病去世。這位近10年來在各大地標性建筑的競賽中幾乎無可匹敵的女建筑師，留下了400多人的事務所和上百個未完成的項目，溘然離開。

　　生前，她因脾氣暴躁被人稱為“女魔頭”，也因設計華麗酷炫被人詬病“形式大于內容”，然而她的早逝，卻仿佛點燃人們長期未得宣泄的一把火，將所有的溢美之詞扔向她。如何評價這位被稱為“只有未來才能評判她”卻又收獲最多商業成功的建筑師？扎哈的成功究竟是一場可以被寫入教科書的經典案例還是絕不可復制的孤傲存在？她對形式的極致探索究竟有其背后的理念支撐，還是說誠如一些人批評的那樣，只有一副空洞的好皮囊？

　　是消費時代的快餐，還是對后現代美學的對抗？

　　在扎哈去世后，人們用“巨星隕落”“劃時代的建筑師”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她，一片贊美聲中，《城市中國》創刊主編、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中國館的策展人姜珺在《周末畫報》上發表的一段評論性文字就顯得“格格不入”，但與前幾年人們對于扎哈“形式大于內容”的批評不謀而合。他這樣寫道：“在扎哈的作品中很難看到那種與這個時代的矛盾性和復雜性相應的辨證性……扎哈的反叛與她的導師庫哈斯還有相當距離——現代城市之復合內容，她是個偏才而不是天才更不是通才，她的作品更像一道入口刺激而缺乏回味的快餐，她也正因此成為了我們消費的寵兒。”

　　對此，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上海西岸雙年展的策展人李翔寧表示了贊同。他認為，談到扎哈的建筑創作只能提她的形式美，很難說出更多思想性的東西。在他看來，建筑師分為兩種，其一是專注于對于不同時代問題回應的，因此他們的設計不糾結于形式，而在解決不同的問題，應對不同城市環境提出不同策略。其二則如扎哈，更多的堅持體現在形式上。前者如勒柯布西耶和庫哈斯，他們對于不論是工業生產的系統、城市面臨的巨大挑戰還是當下時代由數量累計造成質變的某些現象，在作品中都有哲學性的反應，而這一方面扎哈的作品呈現較少。

　　對庫哈斯和扎哈這對“亦師亦友”的伙伴的評價，在建筑評論家、策展人方振寧看來則是另外一幅景象，他認為，這兩位瘋狂的當代建筑師只是行走的道路不同，其實殊途同歸。庫哈斯關心城市、理論、歷史，設計只是其中一面。而扎哈對歷史和城市的關注是融合在她的建筑中，她更多地專注于自己的設計。這種“分歧”并沒有什么高下優劣之分。青年建筑師黃元炤也同意這種觀點，庫哈斯從城市、都市甚至建筑策略去切入到建筑的關系，而扎哈則是直接從單體建筑入手，兩人手法不同，但精神的傾向性應該是同一個方向。

　　“我們評價扎哈，應該回到那個時期，理解她對當時建筑界的沖擊。之后的設計她延續了自己的長處——將空間展現出豐盈的流動力和悸動的生命力。”黃元炤認為，扎哈所呈現出的表現形態，是對于后現代主義美學的一種對抗，同時也瓦解了傳統建筑中與自然對立的狀態。

　　與環境相融合是不是偽命題？

　　扎哈有一句名言向來被人們津津樂道，“如果你的周圍都是垃圾，你也要和垃圾相融合嗎？”這句桀驁不馴的反擊，回應的恰恰是扎哈在國內的許多項目所受到的批評：體量過大、造型突兀、與環境不相融合。而這一批評在扎哈贏得東京新國立體育館項目時在日本發酵到了最高潮。

　　撇開東京的復雜性不談，在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快速崛起的大國形象為扎哈提供了創作的舞臺，廣州歌劇院、望京SOHO、銀河SOHO，都算得上是當代非常大體量的建筑物。與之相對的，“中國淪為外國建筑師的試驗田”的輿論也由此而來。

　　在這一點上，不少學者站在為扎哈辯護的立場上。方振寧認為，中國建筑界對她的批評聲不斷的原因有二：第一，扎哈的建筑風格落地中國，與周圍缺少官能性和時尚感的建筑相比，就顯得非常突兀，讓很多人感到不適；第二，中國的有些項目品質和完成度非常差，比如廣州歌劇院，在施工和材料上都沒有實現扎哈原來的想法，原本的金屬表皮被石材所取代，流暢的曲線就無法實現，近看十分粗糙，這些都不是扎哈設計上的問題，是中國的施工技術和品質達不到建筑師要求的地步。而她的另一些建筑在中東、意大利、德國完成度都非常好。方振寧舉例羅馬21世紀國立當代藝術館，“從圍欄到景觀到公共空間中的座椅，都形成一種強烈的勢，這個我在其他建筑師的設計中從未見過。”

　　這樣的言論難免有高高在上的精英主義之嫌，畢竟建筑不同于藝術和哲學的價值在于，它的主要功能是滿足人居住和活動的實際需求，那么作為建筑的使用者、觀看者，普通人而非僅僅是學者，理應對其有評價的資格。

　　不過，誠如李翔寧所指出的，融合和對立是相對的。當我們周圍的95%都是平庸日常之外總也需要一些城市的點睛之筆——所謂的地標性建筑。很難想象所有的建筑都如同扎哈風格（當然這也不可能），這將是城市的災難。但是誠如一個人一身素色，需要一件亮眼的珠寶來提升一下，扎哈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曲線”裹挾下的女建筑師

　　不論生前還是死后，扎哈在很長時間以來都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女建筑師”，各種榮譽桂冠層出不窮，但是“女性”這一限定始終不變。這一限定也許在其他領域顯得不可理喻，但建筑行業一直都有這樣持久而又突出的性別鴻溝。根據美國建筑學院上次的統計，在2013年，盡管建筑學院錄取的學生中有一半是女生，最終只有18%的人得到注冊建筑師的執照。如果去看看事務所中女性技術指導的比例，這個數字更是低到5%。

　　2004年，扎哈成為第一位普利茲克獎的女得主。第二位得這個獎的女性，妹島和世在6年后與她的搭檔西澤立衛分享了這一榮譽。2015年，扎哈也成為首位獲得RIBA金質獎章的女性。在受獎之前，扎哈曾評論說要在這樣一個男性主導的行業立足是十分困難的。“我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出色的女建筑師涌現出來，但這不代表這條路很輕松，有時候挑戰十分巨大。”

　　但恰恰是扎哈所立意為之奮斗和消除的性別歧視和女性身份，令她在這個男性主導的行業中獨樹一幟，錦上添花。李翔寧評價扎哈時就這樣說道：“扎哈真正的革命性在于把建筑形式的可能性往外再拓展了一步，但是實際上弗蘭克·蓋里在她之前已經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了。而她的性別和阿拉伯身份才使她凸顯出來。” 而這一無意的“助力”，相信是扎哈本人即便坐享卻并不樂意接受的。

　　性別屬性、文化身份、火暴脾氣、標志曲線，這些標簽在很大程度上樹立了扎哈在建筑界、時尚圈乃至更廣泛領域內的知名和成功，卻也成為桎梏她的鎖鏈。

　　有人說，扎哈給了我們一張通往未來的通行證。我們姑且不把這個看做對一位先鋒者的贊美，而是抱著中肯的態度，在研究她的作品、技術、動機和表現之后，再看看這個人的性格，也許5年、10年之后，她所期待的公平會來臨，人們也會對她做出更加公允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