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出生，祖籍浙江。輔仁大學法國語文系學士，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與考古學博士。曾任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2002—2008），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2008—2012），現為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服務臺北故宮博物院及擔任院長期間，曾創設各項教育推廣活動與志工團隊，推動“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等多項重量級展覽及學術研討活動。著有《中國雕漆工藝的制作與發展》《一人展覽的誕生》。

　　印 象

　　在喧囂的時代發現

　　流轉千年的美好

　　如果說文化是歷史長河中一場流動的盛宴，那么，故宮就是用來享受這場盛宴的殿堂。由于歷史原因，中國有兩個故宮博物院，一個在北京，一個在臺北，它們是同一天過生日，同一天過院慶，它們剛剛度過了90年院慶，兩個故宮博物院都在殫精竭慮地守護著同一個中國故事，兩岸故宮人的內心也都懷有同一個樸素的信念——共同傳承中華文化。近年來，兩岸故宮的交流合作日漸增多，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工作過幾十年，擔任過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周功鑫女士，是促成這種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之一。

　　今年年初，在西安，周功鑫登上了“2015中華文化人物”頒授典禮的舞臺。頒獎現場，記者采訪了這位博聞強識的知識女性。眼前的她，無論衣著妝容、言談舉止還是與人為善的態度，都透出一種大方得體、知性儒雅的美。而在她看來，美還有另一層深意，就是對中華之美的接力與傳承，這也是她這一生都在為之努力的事。

　　周功鑫出生于一個醫學世家，父親對長女寄予厚望，希望她能承接衣缽學醫治病救人。但周功鑫自有主張，1968年考大學時固執地選了輔仁大學法語系。大學畢業后進入臺北故宮博物院工作，從“宮女”一路走來，最終成為“掌門人”。

　　周功鑫認為，海峽兩岸的交流，文化是最沒有隔閡的，因為文化最能感動人心。承載著中國人共同文化記憶的故宮文物分隔兩地，如何跨越現實的屏障，讓它們實現對等交流甚至團聚，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心愿。2008年5月，周功鑫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2009年2月，她帶團率先前往北京故宮博物院，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北京故宮同意以借展方式借出37件藏品，參與在臺北故宮舉行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這是兩岸故宮第一次進行大規模交流合作。2011年6月，周功鑫又促成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與浙江省博物館聯合推出《富春山居圖》合璧展，成為兩岸文物合作交流的里程碑事件。數次規模宏大的展覽轟動兩岸，使得臺北故宮躋身全球最受歡迎博物館前十名，并不斷刷新文創產值，周功鑫的大家氣派、國際視野也給博物館學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做博物館教育也好，推廣中華文化也好，歸根結底是為了把美留傳下來，不要讓流轉千年的美，從喧囂的時代、匆忙的腳步間消逝。”周功鑫說，她非常推崇18世紀德國哲學家席勒。席勒有個理論，人類在感覺、悟性和意志之外，還有一種“美感官能”，但由于18世紀以來學科知識分工過細，人的“美感官能”往往被忽略，甚至導致感受美的能力喪失。因此席勒主張“審美教育”，促進個體感性與理性和諧發展。

　　回顧自己的大半生，周功鑫提到自己做過兩樁事，一是一手帶出700余名志工講解員；二是離任后主編出版了一套大型傳統文化普及讀本《圖說中華文化故事》，這套叢書由好萊塢動畫分鏡師擔任藝術總監，繪畫采用電影分鏡的概念，利用多媒體方式進行傳統文化的普及，前期推出后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說，讓青少年輕松愉悅地邁入中華文化殿堂，讓他們一邊玩一邊學習傳統文化，是她堅持了半輩子的教育理念，也是讓她自己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事。

　　周功鑫口述

　　我的博物館生涯

　　我的一生就在博物館和大學這兩個地方來來回回。40年的博物館生涯，在任何時間，任何崗位，我做的都是自己該做的事情。我在25歲的時候，自臺灣輔仁大學法語系畢業后來到臺北故宮博物院，那是1972年，我從一名基層解說員做起，由于工作認真，加上英文和法文的專長，第二年就調到院長室擔任秘書。我在這里從事過公共關系工作，為兩任院長擔任秘書，還有16年的展覽組組長等職務的歷練，這些經歷給了我很扎實的基礎。我選擇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工作，是我一生最幸運的事，我選擇了一個讓我能夠一生學習的地方。我大學念的是法語系，與博物館專業無關，所以我加強了自己對中國藝術史方面的學習，同時在這一階段我也獲得了博物館經營管理的經驗。

　　1999年，我離開工作27年之久的臺北故宮博物院。因為寶島臺灣博物館專業人員非常短缺，所以在2002年，我回到母校輔仁大學，創辦了博物館學研究所。通過教學，也讓我在博物館學的理論上獲得了提升。

　　到2008年的時候，我又回到臺北故宮博物院。此時我離開了9年，這里發生了很大變化，這里的同仁也希望我回來整頓，所以我也下了很大決心，決定回來。在學校教書，要涉及很多理論方面的東西，對全世界博物館的發展趨勢也要有所了解。那么回到博物院以后，我正好可以把這9年里學到的理論，帶到我熟悉的工作環境里面。

　　我在工作中感受到，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遺留給我們這么豐富的、有形無形的資產，我們要怎樣去維護它、珍惜它、推廣它？這是我們的責任。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海峽兩岸的合作交流中，博物館界的合作是非常好的。我們臺北故宮博物院除了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合作，與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沈陽故宮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福建博物院都有過合作交流，通過這些合作，兩岸民眾體驗到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成就。

　　2012年7月，我重回輔仁大學，帶領一批有理想的年輕人來規劃設計怎樣將中華文化通過在線游戲的方式深入到青少年的內心世界，提高他們學習中華文化的興趣和熱情?，F在我就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我期望在二三十年后，當這些年輕人都要接棒、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的時候，他們可以通過學習而具有中華文化的素養，能夠更好地服務于社會。

　　兩岸故宮典藏是中華文化的精髓

　　記者：您擔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期間，一直致力于兩岸故宮博物院的交流，在您心目中北京故宮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

　　周功鑫：在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之前，我曾三次參觀過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本身是無與倫比、無可替代的一個杰作。從永樂十八年到清朝結束，它濃縮了明清600多年的歷史，完整呈現了明清皇室的生活狀態，包括皇室的建筑，皇室的起居，皇室的品位，等等。這些建筑以及陳設，可以讓人們獲得歷史、文化、社會等多元的知識。

　　記者：您覺得兩岸的故宮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方面各有什么樣的特點？

　　周功鑫：臺北故宮或者北京故宮，都是同源。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據東北后，我們的前輩主張將北京（當時叫北平）故宮的文物南遷，一共有19000多箱文物，1933年遷到上海，1936年遷到南京，1937年遷到東南，抗戰勝利后又回遷到南京，1949年遷到臺北，這時候有3824箱文物，其中大都是唐宋的繪畫以及宋朝的瓷器，文房珍品在數量上也是相當多，另外像明朝的瓷器，清朝的琺瑯彩瓷，也非常多。當時運到南方的藏品，是從藝術史的角度選擇了時間比較久遠的、被認為是精品的文物，可是，從整個中國歷史或者藝術史來看，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重要性。而北京故宮在近二三十年來征集了不少文物，數量很多，名品也在增加。如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有180萬件文物，臺北故宮是70多萬件文物。這兩個故宮的收藏都非常重要，都是在典藏中華文化的精髓。

　　記者：您如何看待兩岸故宮之間的關系以及交流合作的意義？

　　周功鑫：在2009年2月14日到17日，兩岸故宮有一次正式的交流，達成了九項共識，建立了一些機制，包括人員的交流，出版物的交流，網頁的輻射，研討會的共同舉辦，研究題材的共同研究，文創的互聯交流研習，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在提升兩方面專業人員的素質，我覺得交流產生的影響是無可限量的。

　　記者：大陸游客到臺北故宮博物院，都會去看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其實臺北故宮還有很多值得一看的文物珍品，您對大陸游客有沒有其他游覽建議？

　　周功鑫：這兩件物品人氣高，說明大家能看得懂。翠玉白菜是一個精雕細琢的玉器，一般人都看得懂。但是這其中也有很多學問。如果進入到中國傳統文化里面，就會明白它代表了晚清的工藝。除了它以外，從遠古到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清朝，太多各色各樣的玉器都值得去看一看。還有銅器、瓷器、書畫，不同的類型都有各自的特質以及可供學習的東西。

　　記者：您覺得管理一家博物館，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質或者能力？

　　周功鑫：博物館的工作是多元的，要涉及很多領域，首先要了解中國藝術史，還要懂得典藏登錄、維護文物。作為館長，還要懂得營銷、懂得安全，完全是跨領域的學科。

　　文物應被保護，也要讓全世界共享

　　記者：2011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與浙江省博物館推出了轟動兩岸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您能講一講那次展覽幕后的故事嗎？

　　周功鑫：我到任的2008年8月，鳳凰衛視的劉長樂總裁到臺北跟我提，有沒有可能讓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也就是《富春山居圖》最前端的十四分之一那部分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無用師卷”《富春山居圖》一起展出？我說沒有什么不可能，因為在那之前，我們已經有了與北京故宮雍正大展的經驗。當時我們做了單方面的協調，向浙江省博物館借“剩山圖”。浙江省博物館希望這次合展是對等交流，《富春山居圖》在臺北合展后再到杭州合展，但臺北故宮對文物出境一貫堅持對方要有“司法免扣押”條款，大陸法律條文中并沒有相關表述，所以臺灣文物到大陸展出還存在困難，所以這件事就停了一段時間。后來，溫家寶總理在談話當中提到兩岸人民就像《富春山居圖》，分居兩地，情何以堪。那么浙江省博物館也愿意促成這件事，再加上劉長樂總裁從中斡旋，這件事情就辦成了。這是“剩山圖”與“無用師卷”在相隔360年后第一次“重逢”。

　　《富春山居圖》的作者黃公望，是文人畫大師，在元四大家里也排在首位，這幅《富春山居圖》被列為名品中的名品。文人畫在中國畫里是最不易懂的，借由這次展覽，我們把黃公望的畫湊得比較周全，比較完備，除了實物展覽以外，我們還做了一個新媒體展覽，真正讓它合璧，非常成功，觀眾可以看得更深入，年輕人也看懂了。當時參觀人數達到了84萬人次以上，英國一家報紙把那次展覽評為2011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展覽第三名，我們臺北故宮博物院也在“十大最受歡迎的博物館”中排在了第七位。

　　記者：除了做這種大型的展覽，平時博物館的收藏品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獲得知識？

　　周功鑫：我在做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時，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做了各類展覽，把展覽作為教育的工具。藏品是博物館的心臟，教育是博物館的靈魂。觀眾看了展覽之后，能學到東西，真正喜歡上博物館，通過展覽，我們的文化藝術可以有一個完整的體現，讓觀眾獲得認識，還愿意買文創品把美好的記憶帶回家，形成一圈圈良性循環，這是很好的事。

　　記者：很多時候游客參觀博物館只是走馬觀花，如果想獲得更多信息，前期的知識儲備就很重要，但對普通民眾來說又很難做到，您有什么建議嗎？

　　周功鑫：其實我覺得，去博物館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方式，可以多去啊。如果是有計劃的參觀，可以選擇自己所要了解或研究的題材，比如銅、瓷、玉，進行有針對性的學習，就是說用一段時間，選擇自己喜歡的瓷器，從陶俑到歷代瓷器開始看資料，從這樣的學習中建構一個系統性的認識，然后再去博物館參觀看實物，長期慢慢地累積，就會慢慢地有所了解。

　　記者：您覺得這個時代博物館應該如何更好地利用網絡平臺、利用科技手段為藝術服務？

　　周功鑫：現在是科技時代，我們需要跟時代的發展結合，跟網絡結合，借著網絡、數字化，還有社交媒體，把中華文化向全世界傳揚。拿臺北故宮博物院來說，我們出于文物保存的因素，年代久的名家書畫至少每三四年才能輪替展出一次，為了彌補這個遺憾，我們推出了書畫多媒體室，通過高科技手段實現觀眾與名畫的互動，觀眾可以觀看細部、翻頁，看到更深、更廣的書畫面貌，深度呈現名畫之美。再比如，在“雍正大展”時，我們利用數字技術，讓《百駿圖》上的馬可以走起來。讓年輕人在玩當中學會了知識，也讓他們體會到文物并不是那么難懂。

　　記者：世界各地很多博物館都藏有中國的文物，當您在那些博物館看到中國文物時有哪些想法，會覺得不舒服嗎？

　　周功鑫：事實上目前在全世界主要的博物館里面都收藏有中華民族的文物，我覺得它們有另外一個使命——如果文物都集中在一個地方，看起來就比較麻煩，不太容易，那么現在因為它們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他國家的民眾也能夠通過觀看認識到中華文化，我覺得這是介紹文物、介紹中華文化的一種很好的方式。所以我從一個博物館人的角度、從文化宣揚的角度、從教育推廣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文物應該是被保護的，也應該是讓世界各地的人們認識、共享的。

　　博物館紀念品要與文化產業結合

　　記者：現在很多博物館都在做周邊衍生產品，您認為博物館的文化創意工作如何開展，如何開發紀念品？

　　周功鑫：博物館紀念品是和文化產業結合的。我覺得，文創工作除了增加我們禮品店的供銷禮物外，還要增加這個產業的文化底蘊，所以要給衍生品的設計師做文化認知方面的訓練，讓他們在博物館找到創意的源泉。我們臺北故宮博物院有“文化與創意產業研習”課程，初級半年的研習，一開始是為期兩個月的感知打開，讓他們去接觸文物，讓相關的老師帶領他們聽聲音，教他們怎么聞香味，教他們怎么去用眼睛看。當感知打開以后，創意有了，需要哪個時代的風格，抓到哪個時代的特質，他們就會有自己的判斷。進入設計環節后，我們還要請設計大師為他們做評審，如果他們做出了很好的東西，那就可以與臺北故宮做雙品牌，我們會進行品牌授權。如果他們不想與故宮合作也沒關系，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創意行銷全球?，F在是創意時代，怎么借著博物館收藏的深度與藝術性，提供給創意設計師靈感的來源，在這一方面我們一直有所開拓。

　　記者：年輕人都喜歡新鮮的、潮流的東西，怎樣引導他們關注中華博大精深的文化藝術呢？

　　周功鑫：這是我一直關切的問題，因為我一直關注博物館教育。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兩任，第一任27年，其中有16年我負責展覽和教育。在教育方面，我一直都盡我的力量讓兒童有機會到故宮來學習。我在做院長的時候，更是擴大了教育學習的類別，把正在讀書的學生納入我們的“職工”，讓他們利用課余時間為大家服務，對他們也是一種學習和提升。

　　記者：您最初編著《圖說中華文化故事》的初衷是什么？您是怎樣把文物考古領域跟這些故事更好地結合在一起的？

　　周功鑫：古文化一直跟年輕人、小朋友有很大距離。1998年我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創立兒童學藝中心，為小朋友設計活動，讓小朋友在玩的時候學習。那時候我們也試著想辦法怎么樣讓孩子們能夠回到遠古時代，怎么樣把中華文化深植在青少年心中，這是我一直以來在博物館界想努力的方向?，F在既然退休了，我想專心地為小朋友、青少年做一件事。

　　青少年處在價值觀的建構階段，如果這個時候提供給他好的讀物，好的資訊，對他的一生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中華文化更是充滿偉大的智慧，青少年可以從中汲取很多養分。西方不少美術館、博物館都會邀請作家、插畫師專門打造藝術教育普及繪本，以小朋友的視角欣賞世界名畫珍品，我們也可以學習借鑒。這也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我帶著一群有理想的年輕人編寫《圖說中華文化故事》，計劃一共有15套，150冊，挑選150個成語，每個成語編寫成單獨一冊，以圖文的方式提起青少年的興趣，讓他們喜歡讀，愿意讀。先出版戰國50冊，再推出漢代50冊，唐和宋各25冊，因為這四個時期是中華文化發展最燦爛的時期。我們也在做在線游戲式學習平臺，希望青少年通過游戲寓教于樂去學習中華文化，讓他們在無形中受到熏陶，把中華文化變成他們內在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