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書八言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節臨王羲之蜀都帖軸》 上海博物館藏

　　清代帖學在趙孟頫、董其昌書風的影響下，衍生出一正一反的兩種風格，一種是如同沈荃、王鴻緒、王文治、梁同書等秀美的書風，帶著江南的靈氣與風流；另一種是劉墉、金農、鄧石如、何紹基等敦厚一路。在秀美一路的帖學書家群體之中，王文治是一顆耀眼的明星，他的技法可與劉墉相媲美。梁紹壬在《兩般秋雨庵隨筆》中說：“國朝劉石庵相國（劉墉）專講魄力，正夢樓太守（王文治）則專取風神，故世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王文治（1730年至1802年），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現江蘇鎮江）人。王文治早年師從笪重光，受其影響頗深。王文治對書法的學習十分用功，反復臨習、參悟，并對笪重光的書學論著《書伐》也做過仔細的閱讀。對此，他自己在《快雨堂題跋》中專門講道：“余幼時學書，苦乏師承。得鄉先輩笪公此卷（即后世名為《書筏》者）寶。蓋其論書數十冊，皆由甘苦中流出，古人論書從未有如是之詳且盡者。始于古人書曰有入處。”王文治還說笪重光是“思翁后一人”，這一方面是對笪重光的高度評價，同時也可以窺見他對于董其昌的推崇。在其《論書絕句》中對董其昌書法詩贊曰：“書家神品董華亭，楮墨空元透性靈。除卻平原俱避席，同時何必說張邢。”
　　由于董其昌與王文治書法都屬于秀美一路，在王文治對董氏如此推崇之下，往往以為他無論是字形結構、用筆節奏，還是軸線形式，甚至是墨色的輕重對比，都取法于董。其曾孫堃在《王夢樓自書快雨堂詩稿》跋文中說：“先曾大父夢樓公，書深得‘二王’神髓，復肆力李云麾、米海岳，晚年超脫，直逼董香光，人所不能學者。”更加讓人確信，王文治書法筑基于“二王”，脫胎于董其昌。
　　不過推崇是一回事，取法卻是另一回事。其實，王文治對董其昌書法并沒有大量的臨習，雖然評價極高，但他對董書的學習更加注重的是對其書法韻味上的把握以及技法上的借鑒。在用筆上董其昌注重“轉”，流轉圓媚；結字率意，風神蕭散。王文治用筆注重“折”，果斷有致；結字規整，俊爽豪逸。可以說，兩者表現手段完全不同，但貌離神合，皆有秀美絕倫之處。其核心處在一“淡”字，非表面之墨淡，乃求其神暢意閑所成。王文治對此指出：“董文敏深于懷素草書，興到疾揮，頗得驚鬼神走龍蛇之意，宋元以來書家，擅狂草者，皆不能及，以其淡也。余因習董書，始悟素師淡處，因素師有悟右軍淡處也。”這里的“淡”帶有王文治十分個性化的解讀，他將之作為書法的關鍵來看。
　　“淡”的范疇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從王文治的書風中能感受到不俗、有韻味、不急不躁，不為名利所礙。這一概念的提出可能與他中年以后事佛有關，書得之“淡”，似入佛教中的蓮花之境一般。這樣來看，王文治的書法，用墨之淡不過是一種手法和表象，其妙處，還是和他自己解說的那樣：“余不好書名，故書中有淡意。”按照王文治的描述，“王羲之書淡，懷素之書淡，董其昌之書淡，而其自己之書也得之淡。”
　　張即之對于王文治的書法也有一定影響。錢泳在《履園叢話》中稱：“太守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重光）習氣。中年得樗寮（即之）真跡臨摹，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 王文治中年以后篤信佛教，精研釋典。他對于唐宋書家如張即之等抄寫佛經的行為很是欣賞，也身體力行加以仿效，其還對自己收藏的張即之的寫經書法進行臨摹。在這個大篇幅的對照書寫過程中，王文治書法自然受到了感染。
　　張即之結字運筆不沿襲前人，自出機杼。王文治所學為人視為“輕佻”者，往往指在用筆上呈扁薄之態。其實，他對于張即之的最大吸收在一個“生”字。書法在精熟，要由生到熟，再進一步，則要由熟到生。王文治學書勤奮異常，自謂“忘寒暑，寫晝夜，為書自娛其間”。大量的書寫沒有寫成慣性書寫，這是極為難得的，這也是他的作品中依舊保持一份清新與淡然的法門之所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文治得到了一卷唐人寫經真跡，這件《律藏經》歷經董其昌和海寧陳氏遞藏。王文治得到這件作品大約覺得有很多地方與自己在書法上的追求相契合，極為喜歡，便一口氣寫下了洋洋灑灑的近千字題跋。他將這件寫經作為書法學習的本師對待。在書法的形制上、用筆上，他受到笪重光、董其昌、張即之等影響，但沒有唐人寫經對他書法風格影響來得直接。這也是由于笪重光、張即之在用筆等方面對他書法審美的構建產生的引導有關。
　　姚鼐云：“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人之變而自成體。嘗自言，吾詩、字皆入禪理也。”這與《清史稿》所言“為文尚瑰麗，至老歸于平淡”極似。看來，王文治書法在有個人面貌的基礎上，追求秀美，慢慢如他自己所說，漸進“淡”境，化為禪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