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海強

　　歐洲藝術博覽會近日公布2015年全球藝術市場報告，稱2015年全球藝術市場的銷售額自2011年以來首次下跌7%，中國藝術品市場大幅下跌，總銷售減少23%，不到2011年巔峰時期成交額的一半，中國藝術市場總銷售額去年創7年新低，由全球冠軍寶座跌至第三位。

　　3月26日，第四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落幕。主辦方表示，本屆展會共吸引逾7萬訪客入場，人數創下新高。

　　爆棚人氣能否置換成等量的成交額？能否刺激中國藝術市場的回溫？換句話說，中國藝術市場能否借這種人氣迎來春天。

　　欲說當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春天還有多遠，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民國時代的收藏。

　　戰火中的民國，收藏風氣盛行，造就了大批名聲大噪的收藏家，他們收藏的逸聞趣事流傳至今，他們因愛而藏，為藏而專，不僅保存下重要的歷史文物資源，還使得這些文化遺產在他們手中發揚光大。

　　在這些收藏家中，既有專注于文史研究的專家，也有醉心于收藏的官員，還有金石書畫聞名于世的藝術家。而龐元濟、張伯駒、張大千、吳湖帆、張珩、王己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收藏富、品類精、影響大，被譽為“20世紀字畫收藏六大家”。

　　民國時期的收藏家，不僅收藏數量龐大，在遇到古代藝術精品時，更是不惜代價。收藏家張伯駒不惜重金，其藏品多是國寶級別，且是中國現存較為古老的繪畫和書法。張伯駒從30歲涉入收藏界，出手就是頂尖級藏品。他曾以當時6000大洋購得北宋范仲淹《道服贊》、6000大洋購得杜牧《張好好詩》。張伯駒還因抵押家中房產，以7000大洋購得展子虔《游春圖》一事，得別號“游春主人”。

　　民國收藏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鑒藏知識，明藝理、通辨識，對中國藝術史了如指掌，具有極高的鑒賞能力和高雅的審美趣味。在諸多民國收藏家中，很多都具有傳統文人的素養，擅長填詞、唱戲、書畫，且對收藏的藝術品類頗有研究。他們不僅留下一個時代的收藏符號，更留下了高品位、高格調、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

　　與此相比，當今藝術品收藏市場似乎就只剩下這些讓人們津津樂道：2011年，中國藝術品成交額躍居世界之冠；齊白石《松柏高立圖》4.255億元成交、黃庭堅《砥柱銘》4.368億元成交等一個個天價案例；電視臺“鑒寶”欄目火爆，炒作藝術品可以一夜暴富，由此引發“全民收藏”。

　　當然，還有似乎在監管視野之外的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誠信缺失，有操守和良知的藝術家無人問津，而花錢買有各類證書的“專家”卻生意興隆；有些企業拿著藝術品估值鑒定到銀行抵押，騙取高額的貸款；信息不對稱情況嚴重，缺乏有公信力的鑒定機構；在巨大利潤驅使下，造假和仿冒早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拍賣市場“假拍”和“拍假”、贗品等現象屢見不鮮……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靠一個展會的人氣迎來中國藝術品市場春天的想法，在筆者看來未免天真。藝術品價格曾經火爆背后的買家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雅賄”人群，二是土豪，三是投機客，四是真正藏家。前兩者不論藝術品好壞，只看藝術家名頭和藝術品是否價高。前兩者可謂推高藝術品成交額的“功臣”。投機客則在那幾年房市調控、股市低迷、投資通道不暢的情況下，抱著一夜暴富心理，迷惑著加入了藝術品投資大軍。此類人群雖據媒體估計以“千萬計”，但對于中國藝術品成交額躍居全球之冠這個大局來說，多數只能算是群眾基礎。那些真正藏家則只能做點撿漏工作。

　　隨著不斷爆出的“假鑒”黑幕，讓投資客們看到了藝術品收藏的兇險，只得“身后有兇頻縮手，眼前無路猛回頭”。真正藏家則在大市不景氣、市場魚龍混雜的情況下，只能更加謹慎地撿漏。盡管有土豪這只“獨翅”鼓弩為力，拍賣出了潘天壽《鷹石山花圖》2.7945億元、李可染《萬山紅遍》1.84億元、李可染《井岡山》1.265億元、齊白石《“葉隱聞聲”花卉工筆草蟲冊》1.15億元等多個高潮，過億元成交的拍品數量也明顯超過2014年，但2015年中國藝術品市場這只“巨鳥”卻終于沒能飛起來。

　　“巨鳥”之所以飛不起來，歸根結底在于文化情懷的缺失。筆者認為，當藝術家不再需要靠請老板“做局”而勝出時，畫廊、博覽會不再需要靠炒作、忽悠而行銷時，藝術買家不再需要像某些土豪說的“只買貴的，貴的才真”而出手時，鑒定者不再給錢就“看真”時，造假者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時，拍賣行不再“假拍”、“拍假”時，藝術評論家不再給錢就寫、一寫就捧時，人皆唾棄那些靠雜耍起家的江湖藝術家時……關鍵是，當“全民收藏”為了投資收益的同時更為了一份文化情懷時，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春天也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