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顯良（暨南大學書法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

　　敢這樣激揚文字、猛批兩位書圣的人肯定不簡單。

　　有人說，唐初王羲之書法“不激不厲，風規自遠”的儒雅風格迎合了此時的審美趣味，加之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極力推崇，導致了初唐時期“獨尊王羲之”局面的形 成。然而進入盛中唐以后，國力的強盛使人們充滿信心，社會高度開放，當時有一百多個國家與唐朝交往，大量西域文明的傳入與傳統文化激烈碰撞、融合，迅速促 進了審美觀的改變。初唐華艷清綺的文風轉變為盛唐的豪放雄渾；初唐的瘦硬姿媚書法轉變為盛唐的雄壯豪放……這種審美風尚的轉變引發了對王羲之的批評。傲岸不羈的李白狂放不羈地喝道：“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文壇領袖韓愈在《石鼓歌》中稱“羲之俗書趁姿媚”，其原因在于當時的審美風尚更欣賞雄壯 的書風。張懷瓘亦是如此，批評王羲之書法“無丈夫氣”、“乏神氣”，這正說明當時的審美風尚更傾向于雄強、偉壯。顯然王羲之秀雅、靈巧、俊逸、柔媚的書風 與新的審美觀不合拍。其實對于張懷瓘批評王羲之一說的引述可謂以大換小，偷換概念。而對于整個論說，顯為以偏概全、后知后覺之說。尤其是對于李白和韓愈的 言辭，嚴重脫離兩者的生成語境，其說自然有失偏頗。

　　李白是在一首詩中涉及到王羲之的。李白的詩歌名為《草書歌行》，是為懷素的草書唱贊歌的一首很特殊的詩：“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 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其在頌揚懷素草書的同時，列舉了幾位書家來進行比照甚至打擊，借古論今，以抬高懷素的草書。請注意，始終所有的頌詞解釋針對懷素的 草書，所有的語境皆是因草書而發生，所舉的三人中，張芝和張旭，雖然不同時代，但后世號為草圣二張，那么顯然，王羲之此處所指書體也必然指向于草書。“王 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

　　草書可以說是一種情感表現力最強的書體，無論從筆畫、結體以及章法等各個方面來說，自由度也是最高，個人的發揮性也必然是最大的。王羲之處于今草剛剛產生 的時代，自然不可能創變出唐代那樣激情澎湃、揮灑自由的大草書法。拿剛產生時期的今草與唐代的大草作比，顯然不能具有什么說服力，更不是專業性的一種闡 釋。故“古來幾許浪得名”的評述，不但不符合書法史實，更有不懂書法之嫌，因此這句詩和后面的那句“張顛老死不足數”一樣，只是符合李白這樣一位浪漫主義 詩人身份的一種狂語罷了，實在沒有任何的專業理論價值和書法審美價值。從傳為李白所書、書風更像宋人尤近黃庭堅的《上陽臺帖》來看，真假先不說，其書法水 平尚不足以抗衡大家。“不以能書傳”（黃庭堅語）的李白作為一個文學家和浪漫主義詩人，其觀點原本就有夸飾之嫌，說服力自然有限。何況其詩歌語境當中也只 是講的草書，根本未涉及王羲之的其他書體。那么，這樣的連書法審美都未能涉及的兩句詩，怎么能夠說是代表時代審美風尚的一種棒喝呢！退一萬步講，即使它代 表了時代的審美風尚，恐怕只是借古喻今的一種藝術手法而已，其實與貶不貶低王羲之和張芝的書法成就無關，王羲之和草書二張只是一冤大頭而已，其實這三人的 名字換上誰都不重要，可以換上任何三位著名書法家的名字，表達的意思和效果都一樣。倒霉的是，恰好這三人能夠代表李白那個時代之前草書藝術的巔峰成就，就 被李白拿來，為頌揚懷素而當了一回冤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