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脈與地緣，既是一種歷史機遇，亦是一個人生家園。當來自“天府之國”四川的張大千與“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的上海邂逅時，那是一種前世今生的情，是一種相逢相守的緣。由此成就了一位丹青大師的人生傳奇，也演繹了一個藝術巨擘的世紀輝煌。

　　張大千一直把上海視作他的人生福地和第二故鄉，這里有他參佛悟道的名寺古剎，有他受益終身的恩公賢師，有他成名崛起的畫展藝苑，有他魂牽夢縈的紅顏知己，有他肝膽相照的兄弟同道，有他品珍鑒寶的藏友結盟。因此，他晚年在海外離愁難禁，別意纏綿，思情憂傷，在給上海好友謝稚柳的詩中無限傷感而無奈地寫道：“亭上黃茅吹已盡，飽風飲雨未歸來。”

　　松江出家萬念滅

　　上海松江的禪定寺建在風景秀麗、碧波蕩漾的湖畔。寺內老柏古松遒勁奇逸，鐘鼓樓分立左右，飛檐翹角、雄渾巍峨的大雄寶殿內香煙氤氳。1919年，時年20歲的一位青年學子含淚叩響了禪定寺的山門，那“咚、咚、咚”的聲響在空寂的寺院上空回蕩，訴說著他塵世的悲痛、姻緣的傷逝和情觴的哀怨……

　　來者正是張大千（1899~1983），原名正權、權，4歲時就跟哥哥讀古文，9歲時隨母從姐學習繪畫、書法，天資聰穎、奇才早熟。12歲時所畫山水、人物、花鳥、書法已為人稱道，被譽為神童。

　　張大千的姻緣初始于青梅竹馬的孩提時代，他有一個比他大三個月的表姐謝舜華，長得明麗可人，乖巧活潑。他們兩小無猜，情投意合。雙方家長見這兩個娃娃這么有緣，就在他們10歲時定了親。從此，這位小姐姐與他更是形影不離。及年長，情竇初開的張大千對謝表姐是愛戀不已。1917年他隨二哥張善孖赴日本學染織，相約兩年后回國成親，表姐一路相送，淚眼惜別。1919年，張大千完成了學業，乘船來到上海，因當時軍閥混戰，一時無法回四川內江，于是學藝心切的張大千在上海拜書畫名家曾熙、李瑞清為師。是年梅開時節，忽從老家傳來噩耗，花樣年華的謝表姐香消玉殞。情癡的張大千一下子如五雷轟頂，萬念俱灰！

　　慈眉善目的禪定寺主持逸琳法師在聽完了張大千這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悲劇后，善解人意的老人關照他的大弟子把陷入悲傷難以自拔的張大千安排住進靠近方丈室的僧房。此后，晨鐘暮鼓相伴青燈黃卷，蒲團誦經相隨參禪打坐。已剪去青絲、身披袈裟的張大千開始了他的出家人生活。有一天晚課之后，逸琳法師的大弟子把他叫到了方丈室，在一盞紅光瑩然的長明燈邊，逸琳法師一邊轉動著佛珠，一邊告訴他說：“出家人自得有法號，你意下如何？”“愿請師傅賜法號。”他雙手合十，相當虔誠地答道。“那我將你的法號起為 ‘大千’如何？”逸琳法師望著這個方臉闊鼻、天庭飽滿、氣度雍容的小沙彌脫口而出。“甚好！甚好！善哉，善哉！”他點頭稱是。“那你知道‘大千’一語出自何處嗎？”法師微笑著問他。“語出《長阿舍經》‘三千大千世界’。佛說‘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也就是說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屏除雜念，蕩滌俗思，就可精誠專一、一念三千。”聽了他胸有成竹的回答，法師連連點頭稱贊：“看來你還是頗有慧根的。”

　　寧波觀宗寺的諦閑老法師是當時佛教界聲望最高的一代高僧，張大千從松江一路募化到寧波，聽老法師講經說法、論道參禪，后因不想燒戒而跑到西子湖畔的靈隱寺掛單，當他從杭州回上海時，在火車站被其二哥張善孖所抓，只得還俗。

　　海上拜師精學藝

　　1919年，張大千從日本留學結束來到上海，經同鄉長者傅增湘介紹，在上海河南路景興里拜衡陽名士曾熙為師，執弟子禮甚敬甚恭。

　　曾熙不僅是當時的大儒，學修深厚，詩文俱佳，而且對書法涉足多方，工于四體，尤以魏碑及金文見長，運筆古茂質樸而渾穆高遠，氣勢雄健凝重而遒勁雍容，并善將書意融入畫中，在海上書畫界聲名顯赫。

　　曾師為了使大千轉益眾師，多頭取法，還把他介紹給了自己的好友李瑞清，在當時的海派書畫家中，曾、李是耀眼的雙子星座。張大千在師從曾、李學書法時，亦從其學畫。張大千以仿石濤畫風著名，幾可亂真，有“石濤再世”之稱。而他對八大之法亦深入堂奧，其墨荷、花鳥等亦傳八大神韻。曾、李兩師見其勤學敏悟，才華橫溢，甚是器重青睞，將自己收藏的石濤、朱耷、徐渭、陳淳、唐寅的真跡借給弟子觀賞臨摹。而張大千對二位老師亦心存感恩，永懷敬意。曾師卒后，他為其料理后事，從上海扶柩至曾師老家安葬，并守墓一月。在他的畫齋摩耶精舍內一直懸掛著曾、李的書畫，終身盡孺慕之禮。客觀地看，正是張大千年輕時在上海的拜師曾、李，為他日后崛起于名家林立的藝苑、并成為一代大師作了歷史的鋪墊和藝術的奠基。

　　前輩提攜爭下單

　　當年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馬當路，有一條新式里弄房子西成里，歲月四季在這里演繹成春花秋月，時光流年在這里靜候紅塵世緣。1924年丹桂飄香、金菊爭艷的時節，24歲的張大千舉家遷至西成里16號，正式開始了他在海上鬻畫從藝的生涯。16號是一座灰色的兩層樓小洋房，他住在樓下，而樓上則住著當時已是大名鼎鼎的書畫家黃賓虹。16號隔壁17號住著他的二哥張善孖，兩家的客堂互通，當中放著一只大畫案，成了兄弟倆共同的畫室“大風堂”。而就在離馬當路不遠嵩山路的一條弄堂內，則住著畫壇才子“梅景書屋”的吳湖帆和儒雅君子“嵩山草堂”的馮超然，由此形成了一個海派書畫家生活從藝圈。

　　在當時大師名家云集的上海，張大千還是初出茅廬的新人，為了生計，他把精仿的一批石濤山水立軸、冊頁等推向畫廊藝苑，不僅銷路甚好，而且騙過如陳半丁、黃賓虹這樣的畫界名流，有“石濤再世”、“石濤第二”之稱。但作為一個有藝術追求和丹青理想的人，他明白必須要以自己貨真價實的創作立身揚名。于是，他慎重地對張善孖提出：“二哥，我想在上海辦個畫展，你意下如何？”張善孖聽后略一思索后說：“八弟，你想辦畫展的想法是好的，但辦個畫展需要錢款、場地，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畫作，望你再好好地思忖一下。”但張大千是個執著之人，心有所想，必努力踐行。

　　1925年春深如海、飛紅流翠的五月，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館寬暢的大廳里，26歲的張大千正式舉辦了他丹青生涯中的第一個畫展。筆墨清逸、氣韻盎然的山水，典雅潤朗、雍容明麗的花卉及婀娜婉約、姿態嫵媚的仕女等，將整個展廳烘托得丹青溢彩、翰墨飄香。

　　但就在開幕后的一個多小時內，參觀者寥寥，場面頗為清冷，正當張大千有些失落、無奈之際，大廳外卻傳來了一串串黃包車的鈴聲，和一陣陣爽朗的笑聲，張大千趕緊迎出去，只見他參加的海上畫會“秋英會”的諸老前輩們正從黃包車上下來。“秋英會”的諸老前輩在展廳內一一觀賞品鑒張大千的畫作，頗為稱道，覺得這位青年才子既能追慕前賢得高趣，又能自出己意創新風，特別是其筆墨別有靈性，氣格相當高逸，畫面中自有一種書卷氣。于是，這些可敬的老前輩們紛紛在畫下貼上紅點訂購，有的甚至同時看中一幅《墨筆仕女圖》，就這樣他們一下子訂了30多張。

　　第二天“秋英會”諸老搶訂張大千畫作的新聞不脛而走，上海的那些文人雅士及畫商藏家聞風而來，百幅丹青被訂購一空。張大千正是由此在海上畫壇聲名鵲起，從而奠定了他職業畫家的人生形態。可見這個海上成名展，對張大千來講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一聲長嘆跪紅顏

　　張大千自是才子多情，戀情遍及海內外。然而，他和上海名媛李秋君之間柏拉圖式的情愛卻維系終生。

　　李秋君系海上名門之后，其父李茂昌是寧波籍大實業家，亦是位喜好藝術的儒商。李秋君自小耳濡目染，工于琴棋書畫，擅長詩文京昆，畢業于上海務本女中（今市二中學），是本埠名媛才女。當年時興“石濤熱”，李茂昌花了50大洋買了幅石濤山水，得意地邀請女兒一起欣賞，李秋君看了一會兒后，即肯定地說：“畫是假的，但作畫之人天分高，將來必有大成。”不久，李茂昌終于尋找到了這位“天分極高”的大千居士，相談甚契，成為好友。

　　1921年“千里鶯啼綠映紅”的美麗時節，在老家四川內江新婚不久的張大千返回了上海，借寓在李府，并在李秋君所居后樓“歐湘堂”的樓下設了畫室。一個丹青才子，一個藝苑佳人，從此共同臨摹宋元名畫，鑒賞前賢佳作，揮毫潑彩繪畫，詩文酬唱相和。從桃紅柳綠到層林盡染，半年多的時光過去了，李秋君不僅成了張大千藝術上的知音，亦是生活上的知己，對他的衣食住行關懷備至。但張大千頗有君子之道，發乎情而止乎禮，“絕無半點逾越本分之事”。可李秋君的二伯覺得他們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對，不能錯過如此難得的金玉良緣，于是就把張大千叫到自己的房中，打開天窗說亮話：“賢弟呀，我家秋君就許配給你了如何？”“嗵！”只見大千一下跪在老人前，真切而無奈地說：“實在有負二伯雅愛，李府乃名門望族，自無把千金閨女與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無停妻再娶之理。”

　　盡管李秋君深受苦戀之痛，但她依然照常侍奉她心中的絕世才子。有一次，她見張大千又在給四川的妻子寫家書，便別有寓意地講：“如果再收一個大小姐為妾，兄該是福分無邊了。”“唉！”張大千聽后只以一聲深深的長嘆作答。第二天，張大千畫室的門一直緊閉到黃昏，當夕陽勾勒出李秋君傷感的倩影出現在張大千面前時，面容憔悴的張大千竟“嗵！”的一聲跪下，聲淚俱下地說道：“三妹，我雖年少輕狂，但我知道我這一生將為畫而活，為畫而死。拋開男女情事不談，我一生的紅顏知己，除你之外再無一人。但我若納你為妾，將使一代才女受辱，我也必遭天譴……”李秋君從此與大千以兄妹相稱，并立誓從此不嫁。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李秋君畢竟也是女中君子，她依然一如既往地相隨張大千左右。每當張大千離開上海外出辦展或行旅寫生時，上海諸事由秋君代辦，包括收門生等，門生們亦親切地稱秋君為“師娘”，她也不回避。張大千在抗戰前夕，還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心瑞、心沛過繼給李秋君，以相伴三妹寂寞的長夜和孤獨的四季，而秋君對她們亦視同己出，呵護有加。其后，張大千又在李秋君的支持鼓勵下，遠赴敦煌寫生，完成了一次藝術上的涅槃。1948年9月，張大千攜著自己的新婚夫人徐雯波從重慶飛抵上海，入住李府，與李秋君一起共慶兩人的五十壽誕。海派書畫家們齊聚恭賀，篆刻名家陳巨來鐫刻“百歲千秋”一印相贈，將秋君之名和兩人合慶百歲包含在一起。不久，張大千拜托李秋君在上海靜安公墓替他訂一壽穴，相約死后鄰穴而葬，大千為秋君寫了碑文：“女畫家秋君之墓”，秋君也為大千寫了“大千居士張爰之墓”。

　　1948年12月，張大千與夫人等離開上海飛赴臺灣寫生。從此，天涯阻隔，遙寄相思。但張大千每到一地一國，都要收集那里的泥土寄給他的“三妹親展”，后在給她的信中寫道：“三妹，聽說你最近纏綿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為生不能同衾，而死不能同穴。”1971年張大千在香港辦展時，聽到了李秋君去世的噩耗，他面向李秋君居住的上海方向再次長跪不起，老淚縱橫地喃喃自語：“三妹一個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