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書是練字的重要方法和過程，它既能錘煉書寫技巧，又可培養審美趣味，同時也是習書者放松恣意的一大樂事。現在的書法教育講求對臨、背臨、意臨以及臨創結合的教條，其實不過是熟能生巧罷了。現在的人對毛筆這種書寫工具生疏，因而有所畏懼，不知所措，執著于技法的追尋。前人用毛筆寫字和用筷子吃飯是一個道理，不需要那么多的說道。臨書對于今人來講是一門功課，但對于前人而言卻是一項“娛樂活動”。

　　清末民國時期，社會的頹靡動蕩使得文人更加珍視臨書這屬于自己的一份愜意，既是寶愛得來不易的碑帖，也是享受殊為難得的時光，因而這時期留存下來的臨帖作品尤為突出。我想大量臨書作品的出現也體現了這個時期書法的繁榮。

　　沈曾植是前清遺老，曾授刑部主事，其書作法趣兼求，滋潤豐腴中見金石碑版之雄強，奇峭博麗下涵博學鴻儒之文氣，因而沙孟海評其書“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觀其所臨歐陽詢《卜商》《張翰》二帖，遠睹則有信本之姿，近察全然寐翁之態，這是真正的以己之筆寫他人神態了。臨書就是這樣，只追求表面一筆一劃的像，往往是食古不化的表現，最主要的是體會原帖的筆意和情態，而這些又是無法用技術來講解的，只有理解領會了原帖的神髓，才能意與古會。黃庭堅評楊凝式書：“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似能作為注解。

　　臨書既是書者與前人的對話，也是與友朋的交游，這也是為什么清末民國留存下來的臨書作品多有上款。拋開無暇應酬而綴以上款的雅債外，每個書者總有些流水高山的好友，“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將自己對前人書跡的體悟通過臨書作品傳遞出去。啟功先生與臺靜農先生即有互臨《黃州寒食帖》相贈的軼事。

　　譚延闿是民國對顏真卿書法有深刻體會的書家，其對寫顏字“上不讓下”“左不讓右”的主張可謂真知灼見。譚氏學魯公書之外，泛濫百家，兼涉篆隸，于古法帖無所不臨，對黃山谷、蘇東坡、米襄陽的書跡亦鐘愛有加。馬宗霍評其書云：“祖安早歲仿劉石庵，中年專意錢南園、翁松禪兩家，晚參米南宮，骨力雄厚，可謂健筆。”其弟譚澤闿受其影響，臨書也頗為用功，有多幅臨書作品贈予凌鴻勛，想必凌、譚二位定是學書的摯友。

　　臨書的樂趣不僅僅局限于對原帖的追摹，更體現在集字成章上，昌碩即是最突出的代表。缶老醉心《石鼓文》，但石鼓存字有限，篇章又難以通讀，因而往往集字成聯來展現石鼓文的風貌。《小囿平田》聯便是這樣的作品，“小囿雉鳴逢雨夕，平田魚出樂花朝”，既通過集字表現出了美好的意象，也展現了對《石鼓文》疑難字的解讀與認識，何樂而不為呢？鐘情于古文字的書者，大多樂于采用這樣的方式來臨書，不僅能展現臨書的心得體會，還能展示自己在文字和文詞上的研究。在這樣的風尚之下，類似的書作繁如星斗，名家輩出。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晚工曹全碑，極神似，集字為詩如己出。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庵更是對集詞句為聯文的文人游戲樂此不疲，有大量的集宋詞句成聯的篆隸作品存世。

　　臨書不單是照跡摹寫，更是對內心的追慕，手摹只是為了追心。歷代的書家都是在追摹前賢的過程中，找尋到了自己，最終通過自己方式表達出來，因而臨書真正尋求的是自性，而人的自性也是藝術的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