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大師傅抱石于1954年創作的《云中君和大司命》（下文簡稱《云中君》）將于一年內進行亞洲范圍內的多地巡展。美術史上的古畫對云中君和大 司命的描繪，呈現的均是男性形象。與之相比，傅抱石的《云中君》很特別：傅抱石不僅將以往《九歌》題材中的“云神”云中君畫成曼妙女子，還與大司命同框 “談戀愛”。昨天，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知名藝術批評家杭春曉向記者講述了這幅名畫創作時的背景，并明確指出《云中君》的誕生與郭沫若對《九歌》的解讀 密切相關。傅抱石是以郭沫若寫的《屈原賦（今譯）》為藍本，創作了《九歌圖冊》及兩幅同名的《云中君》。

　　對比古畫

　　將男神畫成曼妙女子

　　美術史上，不少名家以《楚辭——九歌》為依據進行創作。最早可追溯至宋人李公麟，元代的趙孟頫、張渥、錢選均曾畫過；到明末清初，由于社會動蕩和政治變遷，該題材蔚然成風，為史家看重的屬蕭云從的版畫《九歌圖》。

　　從歷代各家關乎《九歌》的傳世作品來看，盡管不同畫者風格不太相同，且藝術水準也有高低之異，但在人物性別的設定上，幾乎沒有太大出入，尤其是 對云中君和大司命的描繪，呈現的均是男性形象，特別是在張渥的傳世作品《臨李公麟九歌》（現藏于吉林博物院）中，大司命甚至是上了年紀的“老頭”。

　　反觀傅抱石所畫的《云中君》，同樣是充滿了浪漫主義想象的作品：大司命乘龍持劍，英姿勃發；云中君御輦凝神，鎮定自若。傅抱石不僅將以往《九歌》題材中的“云神”云中君畫成了飄逸的曼妙女子，還將持杖須眉的“壽神”大司命“減齡”為俊朗的青年男性，并讓他倆同框。

　　作品解讀

　　傅抱石一年三幅《九歌》題材

　　《云中君》創作于1954年。值得關注的是，除了這一件作品，同年，傅抱石就“云中君和大司命”題材創作的作品還有兩幅，其中一幅為藏于中國美術館的十開《九歌圖冊》，另一幅為同年創作的《云中君和大司命》軸，后者曾于2013年現身保利春拍，當時底價為兩億人民幣。

　　杭春曉將這一次現身的《云中君》與傅抱石的同名作品進行比對時發現，“兩者中的人物形象幾乎一致，均是將《九歌圖冊》中的單頁上的云中君和大司命合到一張作品中，只是挪動了一下空間關系，變為兩幅”。

　　“在古代繪畫中，從未出現過云中君和大司命放在一個場景中的情形，‘談戀愛’就更不可思議了”。一位書畫研究者表示。

　　郭沫若浪漫解讀《九歌》

　　在《云中君》誕生前一年的6月，郭沫若寫就的《屈原賦（今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在《九歌·解題》里寫道，“……第二種是歌者或祭者向 女神求愛，如《云中君》《少司命》（這兩位都是女神）；第三種是男神向女神求愛，如《大司命》（大司命追求云中君）、《河伯》（河伯追求洛神）……”這種 解讀，讓原本為祭祀神靈時所唱的《九歌》，變為世俗中描述男女之愛的“神曲”。

　　杭春曉認為，“不論是時間上的先后關系，還是畫中具體描繪的內容，傅抱石無疑是以《今譯》為藍本，創作了《九歌圖冊》及兩幅同名的《云中 君》”。1954年2月14日，傅抱石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的言詞，進一步確定了杭春曉的說法，“數月來除研究工作之外，創作方面為《九歌》之經營，系以我 公譯文（《屈原賦今譯》）為主，從形象表現，唯公譯最好設計構圖，已完成七幅”。

　　在創作途中，熟知傳統的傅抱石也很糾結，不過他最終選擇尊《今譯》精神，“約自去冬起，遇暇即執筆為之，全部形象均以《今譯》為依歸，中間亦曾 多次遇到困難（如大少《司命》、《云中君》、《國殤》等章），揆之舊圖，出入實多。拙作除《東皇太乙》外，均作年輕人形象，蓋幾經揣摩尊譯精神，未審當否 耳？”他在1954年10月23日給郭沫若的一封長信中如是說。

　　創作背景

　　與郭沫若私交好作品多有其題詞

　　在傅抱石遺留的書信中，不少與郭沫若有關，二人私交甚好。

　　1933年，傅抱石留學日本，決心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美術史。為此，他經常去拜訪流亡日本市川的郭沫若，向他請教有關古文字方面的問題，受到郭 沫若的鼓勵。通過出版的私信得知，在往后的30年時間中，兩人交往頻繁，傅抱石遇到問題時郭沫若幫他解決，心情郁悶時也經常向郭沫若去信件傾訴。

　　除了信件之外，傅抱石不少作品也得到了郭沫若的題詞。1942年6月，郭沫若創作的歷史劇《屈原》在重慶公演，這部僅花十天趕出的作品在當地引 起轟動，周恩來評價《屈原》為“表達了廣大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壓迫人民的控訴”。時年38歲的傅抱石受這部作品的感染，揮毫創作了《屈原圖》。郭沫若看完 這幅畫后連稱，“畫與歷史劇有異曲同工之妙”，并且為其題寫了長詩。

　　同年年底，“傅抱石教授畫展”在重慶舉行，“一百幅作品里有一半有郭沫若的題詞”。杭春曉說，“傅抱石每有新作，便會拿給郭沫若過眼，請他提提意見”。郭沫若曾評傅抱石于1944年創作的巨作《麗人行》“乃聲色靈肉之大交響”。

　　特殊背景下“傳統”畫家的選擇

　　盡管私交甚好，不過，這一點并非是傅抱石忠實于《今譯》的根本原因。杭春曉說，“從1942年創作首幅《屈原圖》開始，就能看出傅抱石善于處理 藝術創作與所處時代的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畫面臨巨大的考驗，美術界提出了“改造中國畫”的口號，倡導畫家們以“寫生”的方式描寫實景。而“像傅 抱石這樣創作傳統題材的畫家，一開始內心是糾結的”。據杭春曉考證，為了找到出口，傅抱石于1950年開始以毛澤東詩詞開展藝術創作，“很顯然，當時的時 代背景，這種作品有著天然的可行性”。

　　然而，傅抱石以往端午節都要畫的“屈原題材”，如何在新時期取得時代的認可？無疑，《屈原賦（今譯）》是他首選文本，“因為《今譯》中描繪的浪 漫主義意境已符合當時社會的需求”。1942年話劇版本所構建的屈原已將傳統文化中清高自詡的文人，轉化成了愛國忠君的象征，“新時期再畫舊社會那樣悲情 的形象明顯不合時宜。而描寫愛情的《九歌》似乎更加可行，也符合‘改造中國畫’的精神”。

　　在杭春曉看來，不論是《九歌圖冊》還是《云中君》，“都不單單是一件技法高超的畫作，更應將其放到歷史語境中，它們反映一段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