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如

　　與其他鑒定學派相比，謝稚柳的鑒定方法和觀念有著與眾不同的非常鮮明的特征，就是以書畫本身的筆墨特點、風格形式的比較分析為最本質的鑒定方法。他還特別指出，從印章、題跋、著錄、別字、款識等作為鑒別所依據的種種，其根本缺點在于拋開了書畫的本身，而完全以利用書畫的外圍因素為主。

　　對書畫本身的認識，他認為：“從古典書畫的筆墨、個性、流派等方面來認識它的體貌與風格，是完全從鑒別的角度出發的。” “畫法歷代都有發展和不同，使用這些畫法有不同的側重點和愛好，各個畫家有不同的風格面貌。鑒定就是要了解、剖析其不同的風格特點。每個鑒定者對于作品的某種技巧及精神內涵各有不同的感受，但都可以加以歸納和保留。鑒定與欣賞的不同在于前者不單以審美上的好惡評判作品的高下，而是對作品進行仔細的考察、研究，并由此持久地保存對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反復地重溫感覺，在深入研究并形成感覺后，鑒定者就能獲得鑒定的基礎。在書畫鑒定中，形成感覺的基本因素有：筆墨、個性、流派和時代性。”（謝稚柳主編 《中國書畫鑒定》，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1月，第194頁）

　　關于謝稚柳先生的鑒定方法理論，我們可以從他在鑒定古書畫的具體實例中加以印證。一是對張旭草書《古詩四帖》的鑒定。經過謝稚柳的研究，他贊同明代董其昌的觀點，認為《古詩四帖》為唐張旭真跡。并為此著文《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和《宋黃山谷<諸上座帖>與張旭<古詩四帖>》，論證了他的判斷。他所憑借的論據就是：首先從筆法看，以典籍中所記張旭之筆法，他對董其昌所認為的《古詩四帖》與張旭所書《煙條詩》、《宛陵（溪）詩》為同一筆法持贊同態度：“以論這一卷（按張旭《古詩四帖》）的書體，在用筆上直立筆端逆折地使鋒埋在筆畫之中，波瀾不平的提按，抑揚頓挫的轉折，導致結體的動蕩多變。而腕的運轉，從容舒展，疾徐有節，如垂天鵬翼在乘風回翔。以上述的一些論說來互相引證，都是異常親切的。”“董其昌提出的《宛陵詩》與《煙條詩》，在明詹景鳳《東圖玄覽》中有明確的論述，他對《宛陵詩》寫道：‘字大者如拳，小者徑寸，……其筆法圓健，字勢飛動，迅疾之內，優閑者在；豪縱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筆沈著，無張皇倉卒習氣，雖大小從心，而行款斐然不亂，非功夫天至烏能。’以這樣的敘說來引證這一卷的風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轍了。”（謝稚柳著《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42、43頁）

　　其次是從張旭新的草書風格對顏真卿、懷素、楊凝式、黃山谷等后學的影響來看。謝稚柳從黃山谷《諸上座帖》的風格中找出了與張旭《古詩四帖》風格的承接之處，從而證明了《古詩四帖》確為張旭所書。在對《古詩四帖》與懷素狂草《自序帖》和顏真卿《劉中使帖》筆勢結體的比較分析中，也非常具體地體現了謝稚柳以筆墨形式風格分析為主的鑒定方法：

　　“從顏、素的法書來辨證與這一卷（按張旭《古詩四帖》）的相互關系，似不失為探索張旭消息的另一途徑。懷素的筆跡，除一些簡短的書札而外，從能使人窺見全貌的狂草《自序》卷，可以領略到那種細勁如鷺鷥般的風格，與此卷是截然殊途，然而其中如‘五’字、‘煙’字則與此卷中的‘五’ 字、‘煙’字是同一結體，同一筆勢，而‘兩’字，是從這卷的‘南’字而來，至于筆勢，很多地方都與這卷脈絡相連，條貫相通，明確地顯示了兩者之間的淵源關系。而顏真卿行書，如《祭侄文稿》也與此卷的形體不同。獨有《劉中使帖》卻與《祭侄文稿》情勢有別，它的特異之點在于運用的是逆筆如‘足’字，完全證實與此卷書勢之一脈相通。而在‘耳’字和‘又’字的起筆，與此卷中的‘難’字和‘老’字的起筆，不僅形體上，即在意態上也是完全一致的。這種形體和意態，從未在晉唐之際的其他書體中見過。董其昌所援引的《煙條詩》、《宛陵詩》已絕跡人間，懷素《自序》卷和顏真卿《劉中使帖》從淵源而言，顯示了它追風接武、血脈相連的關系，以之辨證此卷為張旭真筆，是唯一的實證。” （謝稚柳著《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44頁）

　　最后從張旭草書的時代風格特征來進一步論證其可靠性。在以上所引征的判斷依據中，謝稚柳反復提到的就是筆法、風格、形式。這里的筆法、風格的淵源關系和時代風格特征，就是謝稚柳在書畫鑒定中所倚重的書畫本身的內容，它反映出畫家鑒定家審視書畫真偽的獨特視角，也充分體現了謝稚柳與其他鑒定家所用鑒定方法的巨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