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因中國最大的陸連島——芝罘島而得名。這里是中國最早與外洋通商的口岸之一，也是洋人最早實行文化侵略的陣地。

　　“芝罘”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在其使用時間上民間多有爭論。日前，筆者在網上看到一篇名為《芝罘辯證》的文章，作者通過大量的資料論證了“芝罘”與“之罘”的起始與淵源。文中這樣寫道：“早在清朝初年，之罘與芝罘就已經通用，不過，一直到宣統三年的小學課本，仍作‘之罘’，明確作‘芝罘’是在民國時期出版的地圖上。”最近得到兩張1934年出版的《之罘日報》，看報頭明明用的是“之罘”，報紙上的廣告中也出現了“之罘大戲院”的名字。這樣說來，至少上世紀30年代“芝罘”還沒有露面，最早也只能出現在30年代末期。但事實并非如此，在筆者所藏一張宣統二年出版的《芝罘日報》上，就為“芝罘”一名的論斷提出了新的依據。

　　這張出版于宣統二年七月十五日（1910年7月15日）的《芝罘日報》為第885號，報頭以隸書寫就，兩側繪有二龍戲珠圖案，下端為報社地址“本報開設在煙臺安仁街毓材學堂對門”。創辦人為日本浪人桑名貞治郎與上海允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山東總經理王子雍等，主筆秦倬云。該報為日報，禮拜日停刊一天，對開四版，皮紙鉛印，亦曾出版過對開八版、四開二版。

　　該期頭版與第二版為本地與津滬廣告；第三版為省內與本埠新聞，主要載登州《新太守光裕奉御安民》、萊陽《石榴社長自盡》等；第四版為宮門抄、時評、時事要聞等，主要載《聞中國商人有發明空中飛船者，又有發明無線電術者》，謂“中國人心思靈敏不在各國之下信然。然西人遇事精益求精，不以一得自炫，西國政府優待制造專家，獎勵之補助不遺余力，此我中國不得不西人以獨步也”。文中所提及發明空中飛船一事即1909年9月21日，中國最早的飛機設計師和飛行員馮如駕駛自己設計制造的飛機在美國奧克蘭市附近的派得蒙特山丘上試飛取得成功。

　　另外，筆者注意到在這張《芝罘日報》報眉處，不僅刊載有宣統年號，同時還出現兩個日本明治年號——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十五日（1910年7月15日）和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907年10月29日）。很顯然第一個年號系本期報紙當日發行時間，而第二個年號則是《芝罘日報》在日本本土注冊登記之日。在舊中國，一般報紙登記形式都寫“大清政府”或“中華民國郵政局特準掛號認為新聞”，并不顯示注冊時間，而《芝罘日報》則清晰注明了核發日期。這兩個日本年號一方面證實該報為日本人所辦無疑，另一方面“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是否與《芝罘日報》的創刊時間有關呢？在現有的新聞史料中，對《芝罘日報》僅介紹有其創辦年份為1908年，并無具體出版日期。但這個年份，是不是前人“想當然”的結果也未可知。筆者依據《芝罘日報》在日本登記注冊的時間，再對應報紙發行的期數（第885期），同時拋開休刊日，三者合一計算后得出如下論斷，即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907年10月29日）為《芝罘日報》創刊時間，而非現今資料中所記載的1908年。由此，我們從這張宣統二年出版的《芝罘日報》上得出了兩個結論：第一，“芝罘”一名從1907年就已在報紙上公開使用；第二，這張1910年出版的《芝罘日報》給出了創刊時間的具體答案。1937年7月抗戰爆發后，該報停刊。

　　對于一個國家來講，任何侵略都遠比不上“文化侵略”更令人觸目驚心。鴉片戰爭后中國門戶洞開，作為教化、麻醉思想的工具，列強紛紛在中國各地創辦報紙。而《芝罘日報》即是日人較早到膠東半島實施文化侵略的報紙之一。筆者在資料上曾看到過一組外國人在華辦報的數字統計，從1897年到1938年，僅日本在中國出版報紙就達45種之多，這里面還尚未計算日偽漢奸創辦的報紙。而《芝罘日報》創辦之初，日本浪人桑名貞治郎便倚仗駐地領事館撐腰，無論報紙注冊備案還是掛號發行，均肆意妄為無視大清報律。日本領事館在照會膠東道尹交涉員時驕橫地稱：“《芝罘日報》尊奉本國（指日本）法發刊，為本國新聞事業，不受貴國報律之制裁。”此事后來鬧到北京，最終還是以清政府的妥協告終。由此，日本對我國實施“文化侵略”的嘴臉可見一斑。然而，目前很多資料上說，《芝罘日報》是一張同情“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報紙云云，現在來看當時也不過是“司馬昭之心”罷了！（滕長富 滕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