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北堂長物”印章，曾是王文甫的舊藏，于數年前由他本人散出。而此次王文甫的購回，原因在于他重新發現了其重要的學術價值，迫使自己做了一次回頭的浪子。

　　“北堂長物”印的重要價值究竟在何處？“北堂主人”又是誰？他和齊白石又有著怎樣的收藏淵源？

　　“北堂主人”何許人

　　號“北堂”者，是民國年間的上海房地產商、大收藏家陸質雅先生。

　　陸質雅 （1884—1964），原名昶彬，字衡若，又字若公，號北堂、石匋，別署硯海居士、硯海漁隱、一粟庵主、華山詞客等，齋號古鏡堂、石匋山館、五羅軒、倚石居、翠山館、留香室等。祖籍江蘇丹徒（今鎮江），陜西孝義廳（今柞水縣）人，后定居上海。

　　陸質雅（1884—1964），原名昶彬，字衡若，又字若公，號北堂、石匋，別署硯海居士、硯海漁隱、一粟庵主、華山詞客等，齋號古鏡堂、石匋山館、五羅軒、倚石居、翠山館、留香室等。祖籍江蘇丹徒（今鎮江），陜西孝義廳（今柞水縣）人，后定居上海。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陸質雅，其曾祖父陸獻為清代道光年間的名將、著名農學家；祖母唐紫珠是清代著名女詩人；他的父親更是清末能臣，又是翁同龢的門生陸襄鉞（1833—1905），治理黃河有政聲，后為浙江督糧道。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年僅17歲的陸質雅參加了陜西鄉試科考，高中解元。是年，因為父親陸襄鉞出任浙江督糧道，全家來到了杭州，三年后父親乞病歸野，定居上海。光緒三十年（1904年），20歲的陸質雅以“河南候補通判”的身份出仕，在上海道臺下屬的交涉司任職。交涉司負責與上海公共租界的洋人打交道，類似現在的“外事辦公室”，而交涉司與負責上海土地管理和交易的“土地丈量局”是同署辦公，按現在的理解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因此，陸質雅所在的交涉司實際工作是代表朝廷與上海公共租界協商處理公共事務，包括對土地的審批和交易。

　　辛亥革命勝利后，清王朝被推翻。陸質雅把握住了歷史機會，隨即投身上海的房地產界。他憑借自己多年在交涉司和土地丈量局的工作經驗，以及熟悉的人脈資源，很快獲得成功，開發了上海南昌路到淮海路的大片土地和肇周路及肇周商場等，由此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隨后，他又兼顧水產貿易，生意做得很大很紅火。又在上海“大世界”對面的樓上開過一家規模不小的飯店，名字叫“飛雅菜館”，還在福州路和西藏路口開了“大中華大飯店”。至此，陸質雅成為身處上海的陜西籍商人的代表人物。

　　陸質雅熱心公益事業。1923年5月11日上海“陜西賑災會”成立，陸質雅與海上遠近聞名的王一亭、王幼農、于右任、康寄遙、黨自新、張季鸞、李伯庾等一道，為陜西賑災活動四處奔波；在抗日戰爭初期的1939年，為抵抗日本人對中國的文化掠奪，陸質雅響應顧廷龍先生的倡議，為籌辦中的上海合眾書局（上海圖書館的前身）慷慨捐贈一批珍貴古籍……這些歷史檔案，現存上海檔案館，可供查考。

　　早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前，步入晚年的陸質雅在上海做了寓公。他的許多兒女親家是現代中國的著名歷史人物，如陸質雅的兒子陸時萬教授娶了中國建筑設計界泰斗莊俊的女兒莊慕昭；女兒陸時俊嫁給了中國慈善事業的先驅王幼農的兒子王富祖；女兒陸時賢嫁給了中國墨業大亨胡洪開的兒子胡恩德。他的外孫女王德洋是著名的翻譯家，曾經擔任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越南語翻譯。

　　1964年，陸質雅先生在上海辭世，享年八十歲。葬在上海萬國公墓。

　　陸質雅的收藏規模

　　陸質雅出生于有著收藏傳統的家庭，但是他從祖先那里繼承而來的收藏品其實并不多，這是因為陸家經歷了太平天國起義軍、捻軍和辛亥革命起義軍的三次洗劫之后，“田廬蕩然”，而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上海的收藏家，主要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后他自己的收藏。現據筆者的考證，他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類：第一類是古鏡、漢瓦等雜項的收藏。少年時期，陸質雅的家在西安，而陜西是中國的文物大省，歷代出土的器物十分豐富。因此他自少年時代就用心收藏古鏡、漢瓦等雜項，擁有五面名貴的古銅鏡和十九方漢瓦。1934年他邀請齊白石刻“百印五鏡”印，齊白石在印章的邊跋上說，“質雅家藏五銅鏡，命刊”。1938年，齊白石還為他刻了“十九漢瓦”的收藏印。

　　第二類是傳統的收藏大宗，即字畫收藏。他最喜歡收藏的古代畫家是“明清八家”，并自稱這八位著名畫家的存世作品，有十分之一已經歸了他自己收藏。他在收藏了“明四家”之一祝枝山的作品之后，齊白石為其制印的邊跋曰“質雅先生得枝山草書于揚州，囑余刊此，璜”。他還喜歡趙之謙和吳昌碩的書畫作品。他也收藏了齊白石的書畫作品。

　　第三類就是陸質雅傾盡畢生精力，也是他最為引以自豪的篆刻印章收藏。彼時，陸質雅收藏的篆刻名家作品，諸如吳昌碩、王福廠、陳巨來等人，作品數量甚豐，但從總體上看，他收藏最多、最珍視的還是齊白石的篆刻作品。陸質雅收藏篆刻印章進入高峰期是在1935年，積累的數量已達三千方。他十分驕傲地自稱是“豪門印富”（齊白石邊跋說，“若公藏印甚富，囑刊此四字，璜”）。他說自己寫詩不如陶淵明那樣“雅放”，但是“敬石”超過了宋代的米芾！

　　人世滄桑，歲月無情。遺憾的是，在陸質雅去世多年以后，當年他的大部分收藏猶如泥牛入海，全不見蹤影。而且，包括有齊白石明確記載的齊白石贈送陸質雅的繪畫作品，也不知下落。所幸的是，齊白石在長達半個世紀里為陸質雅所篆刻的500多方印章，基本完整地留存了下來，也都被刊入《北堂長物•齊白石印譜》一書。

　　陸質雅收藏的這批齊白石印章，來路清晰，傳承有序，十分重要，成為研究齊白石篆刻藝術的寶貴資料。研究齊白石篆刻藝術的著名專家羅隨祖先生稱：“陸質雅所藏齊白石篆刻，是白石鼎盛時期的最佳作品。而且其內容在所有白石篆刻中獨樹一幟，呈現獨立完整的面貌。”同時，他也認為“齊白石為陸氏所刻的印章、鎮紙，以詩句閑文印為其主體，據這些印側的邊款內容來看，其中的歷代詩句很多是陸氏所鐘愛，而白石圍繞這些文句，刻辭、刻畫盡力發揮，于印石之上篆刻多不止于一面，常有四面以至六面的創作；甚至一面之中詩話參半，朱白相間。如此煞費苦心的作品，除所藏于北京畫院，白石囑子孫‘不得以一方與人’的‘齊白石三百石印’中僅一兩方外，在齊白石其它的篆刻作品中是極鮮見的。”

　　羅隨祖還指出，“陸氏所藏的如許‘命題篆刻’，系二人合作的產品，于今可稱之為‘互動’。這在齊白石藝術的完善和成名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不明其二人關系，就可能被研究者所忽略。任何藝術家的成長，都離不開知音、賞識與襄贊之助力。”

　　從藝術發展史上看，羅隨祖的話十分正確。藝術家能夠創造出輝煌的藝術固然重要，但襄助藝術家成長的收藏家也是功不可沒的。

　　與齊白石因印石結緣

　　陸質雅與齊白石的訂交，有位十分重要的介紹人，他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幕客夏壽田先生。夏壽田（1870—1937），名壽田，字耕父，一字桂父，號午詒、天疇、直心翁，湖南桂陽人，出身官宦門第，是著名經學家、古文學家、詩人、湘潭名士王闿運的門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夏壽田（戊戌科）中進士第八名，殿試榜眼及第。曾經擔任端方、袁世凱和曹錕的幕客，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文人。

陸質雅收藏的齊白石印章

　　陸夏兩家，本是世交。夏壽田的父親夏時（1839—1906），名旹（音同時），字菽孫、竹軒，湖南桂陽人，與陸質雅的父親陸襄鉞同朝為官。1900年際，陸襄鉞居西安，而夏時正在官陜西布政使、巡撫的任上，所以兩人時相過從。

　　此時，陸質雅已經有了秀才的身份，正在忙于備考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的陜西鄉試科考，而已是殿試榜眼的夏壽田也在西安，便來輔導陸質雅備考，而陸質雅不負眾望，鄉試科考獲第一名，一舉榮膺“光緒解元”。因此，陸質雅與比他年長14歲的夏壽田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齊白石 （1864─1957），原名純芝，字渭青，號蘭亭。后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等。湖南省湘潭縣人，中國畫大師。中國近代美術文化史上的杰出畫家、書法家、篆刻家。曾任北京國立藝專教授、中央美術學院名譽教授、北京畫院名譽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

　　同時，夏壽田與齊白石是師兄弟，都是湘潭名士王闿運的門人。在齊白石的早年藝術之旅上，夏壽田曾經給予過不可或缺的幫助。1901年5月，夏壽田請齊白石為陸質雅刻了“留得春光過四時”一方白文印，邊款跋曰“辛丑五月，為質雅先生古鏡堂東園舊案清玩此仿漢印”。這是陸質雅收藏到的第一方齊白石印章。陸質雅時年17歲。

　　1922年10月，陸質雅已經成長為上海的成功地產商，與新婚妻子龔林英前往北京時，專門拜訪了好友夏壽田，與齊白石相見，并主動邀請齊白石刻制“長安陸氏硯海堂三代所藏金石文”印。白石在邊款上刻“質雅先生出此巨石命刊十六字正之，壬戌十月，白石作于京華”。而此時的齊白石在京城剛剛有了些小名氣。陸質雅時年38歲。

　　從此之后，陸質雅對齊白石的篆刻藝術心向往之，而收藏齊白石印章的熱情便一發不可收拾了——也就是說，從1901年到1922年的21年間，陸質雅與齊白石沒有交往，也不曾收藏過齊白石的一方印章。

　　收藏齊白石篆刻的歷程

　　“處心積慮”的陸質雅，幾乎用了一生的時間，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和精力，總共收藏到齊白石篆刻藝術作品五百余件。數量之多，質量之精，注定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壯舉，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寶藏。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郞紹君說，“齊白石一生為人刻印無數，但為一個人刻大量作品，我只知道有兩位，一是朱屺瞻，一就是陸質雅。”他還說：“陸質雅收藏的這批白石作品，絕大多數作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即齊白石篆刻藝術的成熟期與高峰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實際上，朱屺瞻一生收藏了齊白石篆刻作品總共是八十余方，從數量上看，還不到陸質雅收藏齊白石作品的五分之一。

　　陸質雅收藏齊白石印章，從其訂制的時間上看，有一個發展過程。從1922年到1931年的八九年間，陸質雅每年索刻的齊白石印章僅僅只有幾方而已。（此處是指帶年款的印章，而無年款的難以確定，但無年款的數量不會超過帶年款的印章。據目前的統計，無年款與帶年款的印章相比要少得多。）如1923年1方、1924年4方、1925年1方、1926年5方、1927年無、1928年1方、1929年無、1930年4方。

　　但是，到了1931年，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陸質雅一下子索刻齊白石帶年款的印章數量陡然提升：1931年是13方，然后逐年在增加，1932年為19方，1933年為49方。到了1934年，恰逢陸質雅的50歲大壽之年，他索刻的齊白石帶年款的印章更是多達88方，如果加上無年款的印章，應該接近或者超過百方之多，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

　　這一變化表明，陸質雅對待齊白石藝術的態度，是隨著齊白石在國內國外的知名度上升，開始急遽轉變，而他收藏篆刻印章的理念也隨之做出調整，就是由原來“百家石印吾有八九”的整體（面）收藏，轉而進行專攻一人（點）“一不為少”（入印于1936年）的收藏。

　　印面：風流石癖

　　到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北堂收藏齊白石的印章已經進入尾聲。

　　1946年的年底，齊白石與溥儒聯袂在上海辦畫展。陸質雅趕到了齊白石下榻的住所，齊白石那里已經是高朋滿座，等了半天后才匆匆見了一面，說了幾句話又不得不匆匆告別。不過，齊白石還是給他帶來了兩方印章：“生不事人主”與“清極不知寒”。而這兩方印章的邊跋極簡單，一為“丙戌，白石刊”，一為“質雅兄正刊，丙戌，白石”，再無往日的親熱勁了。此時，齊白石越老越矯健，已經紅得發紫，而陸質雅也已不是當年風光無限的地產商，開始過上了平靜的寓公生活。

　　　印面：浮名自娛

　　轉過了年，就是1947年，齊白石將承諾的最后一方印“梅花手段造化神功”寄給了陸質雅。此后，陸質雅再也沒有收藏到齊白石的印章，他們之間的印緣到此也就徹底結束了。

　　1964年陸質雅去世后，北堂收藏的這五百余方齊白石印章由其后人收藏，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陸續散出。據筆者所知，這些印章中的絕大部分均過了王文甫先生之手，其中包括文前所說的北京匡時2013年春拍之“北堂長物”朱文印。

　　其實，“北堂長物”是陸質雅的自用印。所謂“長物”，原指自己多余的東西，后來也指像樣喜好的東西。顯然，陸質雅索刻這方印的目的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情懷：自己最自豪的收藏就是這批齊白石的印章！

　　王文甫先生說：“在所有北堂的收藏中，‘北堂長物’印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意義非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