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九世孫

　　聽說過啟功的人，想必也都知道他出身清朝皇族，至于他究竟與愛新覺羅氏的皇帝有什么血緣關系，一般人就知之甚少了。啟功是雍正帝的第九代孫，祖上是雍正的五子和親王弘晝，由于清朝實行每一代降級襲爵的制度，加之啟功高祖載崇出身側室，所以到了他曾祖溥良一代，就僅僅是奉國將軍了。

　　為了振興沒落的家世，溥良主動放棄爵位，參加科舉考試，最后不但及第，而且官至禮部尚書。啟功的祖父毓隆也是以科舉入仕，官居四川學政。毓隆也希望兒子恒同走父祖的從政之路，但誰想恒同在十九歲時就病故了，此時啟功才剛過一歲。

　　父親早逝，啟功家里的開支全憑祖父的俸祿。在他十歲時，祖父也撒手人寰，讓這個家庭徹底沒了經濟來源。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學政時的兩個學生，他們以“孀媳弱女，同撫孤孫”的名義，為啟功一家三口（包括啟功的母親和姑姑）募集了2000元善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拜在齊白石門下

　　啟功12歲進入小學讀書，插班在四年級，兩年后升入匯文中學。因為在小學六年級時已經包含了中學一年級的課程，所以啟功入學后直接跳級到初二。高中時，因為英語成績實在太差，無法通過期末補考，所以就中途輟學了。但是在中學期間，他曾先后追隨數位名師學畫，在學校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學業。

　　啟功最早拜畫家賈羲民為師，學習書畫鑒賞。啟功每月月初的三天會隨老師去故宮看畫展，每看一件作品，賈羲民就為啟功講解相關鑒賞與鑒定方面的知識。后來在賈老師的介紹下，啟功又轉投名畫家吳鏡汀門下，學習“內行畫”。

　　溥心畬和齊白石則是對啟功影響更大的兩位老師。溥心畬也出身清朝宗室，算起來是啟功曾祖輩的人物。啟功最初想向這位長輩學畫時，溥心畬總是問他有沒有作詩。沒辦法，啟功只能硬著頭皮學寫詩，在名師指導下，不久也就掌握了作詩的方法。至于繪畫，啟功常常會自己畫上一個扇面，然后在旁邊題一首詩，溥心畬如果看了詩不錯，也就會高興地給啟功的畫指點一二。

　　啟功的一位遠房叔祖曾給齊白石做過一口上好的壽材，就此與齊白石相識。后來這位叔祖就將啟功推薦給了齊白石。齊白石對啟功的才華十分欣賞，有時啟功幾天沒有過去，他就禁不住念叨：“那個小孩兒怎么老沒來？”在齊白石門下，啟功的繪畫技藝有了長足的進步。

　　大字報讓啟功書法有了用武之地

　　結婚時啟功21歲，因為只是中學肄業，找工作十分困難。當初為啟功一家募捐的兩個人找到了啟功曾祖溥良的門生、曾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傅增湘很欣賞啟功的書畫才華，就把他推薦給了時為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啟功在輔仁大學附中獲得了教一年級國文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長，分管附中的教育學院院長發現啟功連中學文憑都沒有，就把他給辭退了。

　　陳垣知道這件事后，又把啟功召回輔仁，讓他在美術系當了一名助教，他相信師從賈羲民、溥心畬、齊白石的啟功，既有繪畫知識，又有繪畫能力，完全能勝任這個工作。只是沒想到，分管美術系的還是之前那位院長，于是啟功再次失去了工作。

　　時間很快就到了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只會寫詩作畫的啟功沒有一技謀生，一家人陷入困頓。啟功的八叔祖當時正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政府當一個小職員，就給他在秘書廳謀了個助理員的位置。從1938年的三月到八月間，啟功其實是做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偽職”。幫助啟功脫離這段痛苦經歷的還是陳垣校長，啟功第三次執教輔仁。

　　1949年后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范大學。1957年，在校長陳垣主持下，評議新增教授人選，啟功在會上全票當選為教授。不過啟功很快就被劃為“右派”，降級為副教授。當時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曾給黨提過意見，而啟功從來沒有過這方面的言論。結果有人在他給畫家徐燕蓀的贊語“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中羅織了一條“罪狀”，說啟功“不滿當時的大好形勢，意欲脫離黨的領導、大搞個人崇拜”。

　　啟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曾勸慰老伴章寶琛說：“咱們也談不上冤枉，咱們是封建余孽。你想，資產階級都要革咱們的命，更不用說要革資產階級命的無產階級了?，F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們抓誰？咱們能成‘左派’嗎？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嗎？”

　　因為確實沒有什么嚴重的言論，當了兩年右派后，啟功就被“摘帽”了，在北師大講一些作品選，或者編編教材，比較平靜地過了八九年。“文革”一來，啟功夫婦兩個人的生活就又被打亂了。當時北師大中文系的紅衛兵小將們跑到啟功家里，質問他：“有什么‘封資修’？”啟功回答說：“沒有‘資’，也沒有‘修’，只有‘封’。”紅衛兵喝道：“那好，就給你封了吧！”紅衛兵們說著就給啟功的東西貼上了封條。后來一位賣力批判啟功的人，曾在“文革”后登門道歉。誰知啟功心下早已釋然，對來人說：“那個時候好比在演戲，讓你唱諸葛亮，讓我唱馬謖，戲唱完了就過去了。”

　　“文革”中大字報的出現，讓啟功的書法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他平時就在北師大負責抄大字報。那時就是一枝禿筆，幾張彩紙或報紙，邊抄邊聊，反而能揮灑自如，以至啟功回憶說，那段時間是他“書法水平長進最快的時期”。“文革”結束后，一遇上有人問他寫的什么體時，啟功就隨口回答是“大字報體”。啟功在拍賣品市場上還見到過他當年抄寫的毛主席詩詞。

　　啟功轉運是在1971年6月，那天有人通知他，軍代表有請。啟功不敢怠慢，趕緊到辦公室去找軍代表，但他撲了個空。辦公室的其他人告訴啟功：“聽說是什么‘二十四師’，要調你去，就是想通知你這件事，至于具體情況你明天找那位同志再詳談吧。”啟功一聽當時就傻眼了，心想自己同軍隊從來沒有什么聯系，實在不知道找自己做什么。而且那時老伴已經得了黃疸性肝炎，甚至動用了激素，平時必須有人陪住，如果到了軍隊，誰來照顧老伴呢？

　　一夜無眠，啟功第二天就急急去找那位軍代表，得到的答復是：“上級領導準備調你到《中華書局》編輯部去工作，這可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體現了黨一向重視文化工作，也體現了黨對你的信任……”如此才真相大白，原來不是“二十四師”，而是“二十四史”，啟功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

　　之所以要找啟功做這個工作，就是因為他是滿族貴族，對清朝典章了然于胸，當然是校注《清史稿》的理想人選。他的貢獻主要有二，一個是厘清了清朝入關前的制度，一個是校正了書中復雜的人名。

　　與妻子的賭約

　　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與啟功相伴的妻子章寶琛1975年在病床上同啟功打過一個賭：“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個人照顧你！”啟功回答：“老朽如斯，哪會有人又傻又瘋這樣子做呢？”章寶琛說：“你如不信，可以，賭下輸贏賬！”啟功說：“將來萬一你輸，賭債怎么還？”老伴堅定地說“我自信必贏！”

　　如今我們知道，這場“賭博”最后贏的人是啟功。自章寶琛去世后，有許多人上門找啟功，給他介紹老伴，但都被一一回絕。啟功在自己口述時說：“她撒手人寰后，我經常徹夜難眠。但我寧愿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就這樣我孤單一人生活到現在。”

　　1979年，北師大正式為啟功平反，同時給他加了一級工資。啟功對前來通知的人說：“改與不改，對我都無所謂了。”來人問原因，啟功回答“當初知道我被劃為‘右派分子’特別為我揪心的兩個人，一個是我師陳垣，一個是我老伴，現在，這兩個人都不在了。”啟功一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老伴只曾與他共患難，卻沒有機會分享自己后來的好生活。

　　啟功對名利看得很淡。1982年，啟功被聘為北師大古典文獻專業碩士生導師，兩年后又被聘為博士生導師，是中國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導，但他對此從來不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什么‘博導’，只知道‘果導’（一種藥的名字）。”他說：“老朽垂垂老矣，一撥就倒，一駁就倒，我不是‘博導’，是‘撥倒’，不撥自倒矣。”

　　啟功生活簡樸，一碗面條、幾根黃瓜再拌點炸醬就是一頓飯，只是平時他基本不喝水，通常都是以雪碧解渴。他在幫助別人時毫不吝嗇。1991年11月，恩師陳垣誕生110周年的時候，啟功在香港舉行義賣展，義賣所得163萬元全部捐給了北師大，作為貧困學生的獎學金。而對這筆獎學金，啟功也沒有用自己的名義，而是用陳垣“勵耘書室”中的“勵耘”二字，設立了“勵耘獎學助學金”。

　　啟功的詩書畫“三絕”

　　啟功能獲得世人的尊敬，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有真才實學。很多人都知道，黃侃當年曾發下宏愿，五十歲前不著述。與之相同，啟功出版第一部學術著作《古代字體論稿》時已經51歲，請老校長題寫書名時，陳垣不由感嘆：“全謝山只50歲，戴東原只54歲……”意思是全祖望只活了50歲，戴震壽僅54歲，而啟功在這個年紀時卻才有這么一本薄薄兩萬字的小冊子。所幸的是啟功長壽，“文革”后又有《詩文聲律論稿》、《論書絕句一百首》等著作問世。

　　老一輩學人中有很多通才，成就不限于某一領域或某一學科，啟功也不例外。他不只是書好、畫好，詩也好。學術方面，在古典文學、文獻學、語言文字學、佛學、敦煌學、文物鑒定學上都卓有建樹。20卷的《啟功全集》，前10卷為著述，包括詩詞創作、講學、口述歷史、書信、日記等內容；后10卷為書畫作品，匯集了啟功創作的冊頁、成扇、手卷、橫幅、立軸、臨寫等作品?？梢妴⒐σ簧鶎W之博了。

　　對于書法，啟功曾對畫家劉宗漢說，他的字沒有“芯兒”。對此，劉宗漢的理解是，這“闡明了結體與行氣的關系，不能不說是對中國書法研究的一大貢獻。”啟功“先摹趙董后歐陽，晚愛誠懸竟體”，習慣上是“二王的用筆，歐柳的結體”，最后自成“啟體”，書界評其為“外柔內剛、自然灑脫、清雋儒雅而嫵媚華美”。

　　相比之下，市面上啟功的畫要比字少很多，但同樣有品位。為啟功做口述歷史的趙仁珪曾說，啟功的畫也極見傳統的功力，勾勒皴染，無一筆不見功力，空靈淡雅之中，頗饒秀麗超逸之美。山水畫層次豐富，意境高遠，竹石畫韻味醇厚，靈動婀娜，與其書法具有同樣的美學風格。

　　其實在啟功自己看來，“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顯的事業之一是書畫鑒定。”他是“字不如畫，畫不如文物鑒定。”對于那些名人字畫，啟功一眼就能分辨真偽。啟功27歲時受聘為故宮博物院書畫鑒定方面的專門委員會委員，1949年后又是國家文物局下屬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委員。有一次，幾個臺灣客人拿來一幅溥心的小楷手卷，啟功初看時說了一聲“好”，但一細看馬上就發現：“這個東西是復制品！”他隨即解釋說“民國時期生產不了這么長的紙！當初，這個手卷是用兩張紙接起來的，兩張紙中間應有‘接縫兒’，現在‘接縫兒’沒有了，變成了一張紙，所以，是復制品。” 幾個人循著手卷尋找，果然在三分之一的地方發現一條復制時留下的“接縫兒”痕跡。鑒賞與書畫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正如《啟功叢稿》中說的“曾學書學畫，以至賣所書所畫，遂漸能識古今書畫之真偽。”

　　啟功精于鑒賞，但是對自己的作品，時常又是馬馬虎虎。啟功曾在潘家園看到一家書畫店在賣他的字，身邊有人就問啟功：“這是您寫的嗎？”他笑著說：“比我寫得好。”但過了一會兒，他又改口：“這是我寫的。”后來他才告訴朋友：“人家用我的名字寫字，是看得起我，這些假字都是些窮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尋到一種謀生手段，我不能砸他們的飯碗。”

　　2005年6月30日，啟功在北大醫院逝世，享年93歲。早在二十多年前，他66歲生日時就為自己擬過一個墓志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并無后。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日陋。身與名，一齊臭。”啟功的這段話雖是戲言，卻真的堪為蓋棺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