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晉

　　在山西太原的晉祠完好地保存著一塊碑——《晉祠銘》。

　　這是一塊由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撰文并親自書寫的御制御書，它還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行書碑，因而在書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晉祠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也是中華民族的國之瑰寶。

　　中國有立碑的傳統(tǒng)，征戰(zhàn)凱旋，歌功頌德，都要撰寫文章并刻在石頭上，以求永恒。李世民在征戰(zhàn)高麗的回途當(dāng)中，專門到唐朝的龍興之地晉陽來修養(yǎng)。時為貞觀 二十年（公元646年），李世民已48歲。眾所周知，晉祠是晉國開國諸侯唐叔虞的祠堂，有著3000多年的歷史文化積淀。李世民當(dāng)年隨父親李淵就是在晉陽 的晉祠唐叔虞祠前祭拜盟誓之后起兵，第二年攻取長安，建立唐朝，因而晉陽城一直被視為唐朝的龍興之地和政權(quán)根基所在。相隔30載，故地重游，百感交集，李 世民懷著感恩晉祠、感恩晉水、感恩唐叔虞的心情，寫下了這一通千古聞名的《晉祠之銘并序》，簡稱《晉祠銘》。

　　唐太宗在這 篇文章中核心是提出了貞觀之治的精髓：“德乃民宗，望為國范”。李世民滿懷感恩之情重游晉祠，以水比德描繪晉祠“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在唐太宗 眼里，晉祠比蓬萊的海上仙境要美、比昆侖山上的閬苑仙葩還要美。晉祠供奉的唐叔虞的神靈，保佑唐朝“一戎大定，六合為家”，這是彰于天命，實賴神的保佑， 所以要“無言不酬，無德必報”，所以要感恩，感恩晉水神祇，感恩叔虞的神恩；并明確指出唐朝國號的來歷是承襲唐堯；唐朝遵循著周朝晉國“經(jīng)仁緯義”的國 政，也就是唐叔虞以仁義治國，恪守正大光明之道，行為要合乎道德規(guī)范，進而提出以德治國，以民為本。也就是以道德為崇高理想，其核心是誠信，誠信必須由國 家來做，包括政治誠信，表現(xiàn)為制度誠信、法律誠信，讓權(quán)力受到制約；以民為本，就是放水養(yǎng)魚，養(yǎng)富于民；惟賢是舉，德才兼?zhèn)洌簿褪钦f選才用人首先看德。 為什么說唐太宗是千古一帝、帝王的楷模，由此可見一番。

　　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勵精圖治的政治家，而且唐太宗對中國書法的貢獻也是非常大的。

　　首先，作為帝王，他把王羲之推上了至高無上的“書圣”之地位。李世民親自撰寫《晉書王羲之傳》。《晉書》是唐朝政府組織文人學(xué)士對前朝整個政治、軍事、 文化、社會整體修撰編史，而李世民獨獨為王羲之寫傳，可見李世民對王羲之的偏愛至極。其中“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這一書法論點，對后世產(chǎn)生了重要影 響。

　　李世民對王羲之的偏愛，已超越了個人的偏愛。應(yīng)該說作為帝王，李世民開啟了一個書法新時代，決定了書法的走向，從而造就王羲之為代表的帖學(xué)一脈統(tǒng)治整個中國書法1300多年。

　　唐太宗李世民還是書法的實踐者，其書法堪稱一代大家。《晉祠銘》就是李世民以王羲之的書法精神一氣呵成的千古名碑。

　　《晉祠銘》碑高195厘米、寬120厘米、厚27厘米。在唐以前，碑文書體一般是以篆書、隸書或楷書來書寫，以示莊重威嚴，在秦朝是用篆書，在漢代是用 隸書，在唐代是用楷書。但李世民卻打破常規(guī)，以行書書寫，也使此碑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行書碑。在此之后碑的形式就更加豐富多彩了。此碑碑首為圓形， 由螭首下垂裝飾，華麗而莊重。碑首的正中間是一塊圭形平面，用來寫碑額，碑額一般是以篆書或隸書來寫，所以有篆額或隸額之稱，而李世民用的卻是飛白書，極 為少見。飛白書是由漢蔡邕創(chuàng)造，至今已經(jīng)失傳。一般碑額就是題目，而這塊碑卻寫的是年月，即“貞觀廿年正月廿六日”。碑的題目在碑文的開頭，即《晉祠之銘 并序》。

　　欣賞書法一般來講，首先是“遠觀氣勢，近看細節(jié)”，就是站在一定距離看其整體的氣勢、格局、氣象，然后再走近， 看細節(jié)。這塊碑雄渾大氣，正如唐太宗本人文韜武略、氣壯如山，正所謂“字如其人”。再看細節(jié)，全碑1203字，字字有根據(jù)，全由王羲之的結(jié)體而來；雖然絕 大多數(shù)是字字獨立，但“狀若斷而還連”，也就是常說的筆斷意連，氣脈相連；“勢如斜而反直”，左右搖曳，因形態(tài)而產(chǎn)生勢態(tài)。全篇有39個之字，都各有各的 姿態(tài)，絕不雷同，可見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用功之深。最后再看其筆畫，用筆遒勁，線條骨力雄強。雖然沒有講究整篇的分間布白，但雄強骨力支撐起全篇氣勢。李 世民自言其書法“唯其筆力，而形勢自生”，后人也是如此評價“以筆力為主，不知分間布白為何事，而雄渾厚成，自無一筆失度”。

　　唐太宗晚年常以該拓本贈送貴賓，可見唐太宗對此碑的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