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最高美術屬于畫，畫中最美之品為花鳥，山水次之，人物最卑。”1926年4月23日，徐悲鴻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論述花鳥畫在中國美術史中的至高 地位。他進而表示：“也許因為中國得天獨厚，有堅勁而純潔的梅花、飄逸的蘭草、幽秀的水仙……確實能表現中國藝人的獨特品性、中國民族的特殊精神。”他指 出，中國花鳥畫的脈絡之繁盛、生命力之強，“尚未見何邦與頡頏者”。

　　從徐熙、黃荃，到趙佶、文同，再到青藤、白陽、八大，延至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中國花鳥畫的俊逸華章“真足沾溉百代”。

　　源于地理與歷史因素，自近代以來，嶺南花鳥畫在古與今、東與西、南與北等坐標軸中映現著諸多碰撞與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線索與風采，也面臨著自己的發展瓶 頸。廣州畫院原院長張紹城在收藏周刊發表的一篇名為《嶺南花鳥畫誰來扛大旗》的文章，在藝術界引發的討論余音未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李一、廣州美術學 院教授方楚雄又繼續給予回應。說的都是嶺南花鳥畫的出路問題，但角度各有不同。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郎紹君說：“我們需要花鳥畫，尤其是有品位的花鳥畫。”那么問題來了，何為“有品位”？值得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