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墅，字石湖，后作石壺，號野人、石湖甫、伯子、壺道人等，清末民初畫家，江蘇揚州人，為“揚州八怪”后裔。他幼承家學，后拜王拓村為師，是王小某再傳弟子，得陳若木、蓮溪指授，能綜合諸家之長，善山水、人物、翎毛、花卉、走獸、草蟲，又工書法。其作品墨色深厚，構圖多變，且比較理性，法度森嚴而古雅樸蘊，平淡天真，率意自我。淮安博物館收藏的這幅李墅所作《四相簪花圖扇》（見圖），就是以人物畫為主的歷史風情畫，反映了北宋時期四位官員簪花拜相的故事。

　　簪花又稱插花，是將花朵插在發髻或冠帽上的一種裝飾方式。這種方法在漢代就有，漢代以后，簪花在上流社會中廣泛流傳，如唐代著名的《簪花仕女圖》，就描繪了幾位衣著華麗的貴族婦女簪花的故事。然而，在這幅《四相簪花圖》中，所描繪的簪花者卻是男性，是后為宰相的政治人物。這是為什么呢？原來，這是源自流傳有序的“四相簪花”故事。據說，宋代揚州的芍藥非常出名，與洛陽牡丹并稱于天下。相傳，時任當朝宰相的魏國公韓琦，為躲避官場事非，特意到揚州擔任太守。在任期間，他的官署花園里有一株芍藥干分四枝，每枝上各開一朵嬌艷鮮紅的芍藥花。這四朵花十分特別，花瓣上下都是紅色，中間卻有一圈黃蕊，形似身穿紅色官袍、腰系金色腰帶的官員。因此，當時的人們便稱這種芍藥為“金纏腰”，也叫“金帶圍”。“金帶圍”的偶然出現，是品種變異的結果，十分罕見，據資料記載，自宋代以來才有六次。民間流傳，此花一開則為世瑞，且簪此花者必位至相位。韓琦覺得奇異，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共賞焉，以應四花之瑞。當時當朝官員王珪、王安石都在揚州，韓琦便將二人請到府上。可還缺少一個人，便將路過揚州的朝官陳升之請至。四人于花下飲酒賞花，吟詩觀畫，還把四朵“金帶圍”摘下，各自簪戴頭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此后的三十年間，韓琦、王珪、王安石、陳升之四人，竟先后都做了宰相，“四相簪花”的故事從此流傳，沈括《夢溪筆談》中也記載了這個故事，歷代畫家屢屢以此題材，創作了多幅有關四相簪花的圖畫。李墅的《四相簪花圖扇》就是其中之一。

　　這幅作品，縱21厘米，橫59厘米，紙本，設色水墨畫。上寫庭院之中，湖石玲瓏，芍藥盛開，更有那蒼松翠竹，郁郁蔥蔥，使這座庭院更顯得深邃神秘。從季節上看，這是一個陽光明媚鮮花盛開的季節。庭院中四名頭簪芍藥花的男子在侍女童子的陪伴下，或站或坐，或言或思，飲酒談笑，賞花簪花。畫面場景用屏風分割成左右兩部分。左側，三名男子圍案而坐，酒宴正酣。案上酒宴佳肴，杯盤茶具，陳設齊全。旁有侍女和童子分持畫軸和酒壺侍立。其中，身著粉袍、手持酒杯坐在屏風前面的人，即是這次宴會的主人，時任揚州太守的韓琦。此刻他坐在主位之上，似在高談闊論，或飲酒賦詩。坐在韓琦右首的美須男子是時任大理評事簽判的王安石，此時他正襟危坐，似在認真聆聽主人的說辭。坐在韓琦對面的頭戴藍帽、背對著畫面的男子，即是時任大理評事通判的王珪。此刻，他的目光正注向右側，注目著剛剛進門的那位男子。觀眾的視線也隨之被引向畫面的右邊；一名腰系藍色袍帶的官員前來赴宴，一名紅衣侍女為其簪戴芍藥花，一名童子為他敬獻美酒，這位姍姍來遲者即是時任大理寺丞的陳升之，因剛到揚州故而來遲。畫中四名男子，三名侍女，三名童子的表情和動作彼此各不相同，人物姿態神情刻畫得栩栩如生，生動傳神。而蒼松碧竹、綠茵濃密的景色，則點明了春末夏初的季節特征。整個圖畫用筆簡潔而灑脫，色彩亮麗而淡雅，具有十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圖上有作者大段題詞，所題言簡意賅，字字珠璣，充分說明了畫意。書法如行云流水，瀟灑流利，表現了作者深厚的文史素養和書法功力。其詞曰：“韓魏公守廣陵日，郡圃開金帶圍四枝，公選客具宴以賞之，時王圭為郡倅，王安石為幕官，皆在選中。尚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至，即使當之。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后四人出為首相。”落款為“濟川二兄大人指正，弟李墅。”下鈐“石湖”朱文印。因此，此畫圖文并茂，設色明快，十個人物無一雷同，各具特色，再現了宋代古城揚州四相簪花的傳說，是一幅優秀的歷史故事畫，故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