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與一般的畫家不同，從一開始，米羅的畫筆就是那么自由奔放。這大概顯示了他的膽量和勇氣，他的不安和必要沖撞的決心。這樣他畫到了大約二十四歲左右，好像才漸漸感知了一種局限——一種無法超越的疼痛。對于他所崇尚的大師，如塞尚、梵高、馬蒂斯等，米羅只能心儀而不能攀越。他認為必須毅然決然，另辟道路。其實他一開始作品中的那種粗拙狂放難以駕馭，就顯示了內心的焦灼和痛苦。在他這兒，一場突圍是遲早都要發生的，只是更早的時候其方向還無法預料。

　　這之前，另一些畫家的突圍方式我們已經了解，如馬蒂斯，再如畢加索和梵高——現代畫家的突圍本來就多得不可勝數，現代繪畫史其實也可以稱之為一部“突圍史”。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能夠在未來的道路上始終如一，傾注心力頑強探索，最終守住了一個底線——道德的和審美的。這期間，他們偶有嬉戲也適可而止——如畢加索，皇帝的新衣偶爾試穿，但并不認真。另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量級、品質和才華所決定，即便是最嬉戲的作品，也總是流露出非凡的活力與激情，顯示出不可超越、不可復制的特異之美。這后者，遠不是米羅所能達到的。所以皇帝的新衣一旦被米羅穿上，也就永遠脫不下來了。

　　像他的油畫《無題》《集錦》，雕塑《人物》《女人》，以及無數的這一類作品，除非過量服用現代藥的奇特藝術評論家，一般人是不能評析的。米羅像許多所謂的前衛藝術家一樣，過分忽視了現代受眾，忽視了他們的心智與常識。這種忽視有時當然是可以的，似乎也講得過去——無數現象都將說明畫家此舉的合理性，說明有一大部分受眾是不值得尊重的。但是米羅他們所犯的一個致命錯誤，是既淹沒了創造中的熱烈激情，又拋棄了冷漠的智慧。他們常常讓受眾走入這樣的尷尬：不再相信藝術。還有，從接受和鑒賞的角度看，他們至少是忽略了時間因素。時間的穿透力、它的智慧，是怎么估計也不過分的。受眾尚有時間來幫助自己，時間會讓他們中的大多數有能力伸手指出贗品。

　　當然，在藝術鑒賞方面，有人是極善于在荒唐可怕與無聊之間找出所謂“深意”來的。一切的質詢和懷疑都會被指斥為簡單粗暴，或者是對現代的懵懂。說白了，這些人不過是要合穿同一件皇帝的新衣，不過是些共謀者。

　　我們暫時還沒有辦法與這一類“杰出”和“當代最偉大的畫家”達成共識。因為設若如此，我們就得擯棄從倫理范疇到審美理想中的絕大部分準則——那可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準則啊。人類是有經驗的，盡管有些經驗被不斷拋棄和篩選，但有些最基本的東西會像人類的歷史一樣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