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康寧

  傳統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人情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做什么事都要依靠關系，沒有關系可能寸步難行。關系和人情靠什么來維系呢？靠禮物。饋贈禮物既便于傳達人情，又可以拉近關系。

  禮物有很多種，書畫作品其一也。

  以書畫作為“雅賄”由來已久。早在唐代，進獻書畫就是求官的捷徑。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 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云。……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賁。……時有潘淑善，以獻書畫，拜官。”元代的李秉彝，做過兩浙轉運使，“歷官有 剛介惠績。傳稱有人求吏，以東坡、穎濱二先生手寫奏議三十冊賂之。”

  明代不僅官俸微薄，而且還常常難 以兌現。故有長物之好的官吏要獲取值高價昂的書畫，不可能花費自己的官俸，只可能用貪腐得來的灰色收入，或者依靠下級官史與商賈的直接饋贈。收受書畫比直 接收受財物要安全得多，書畫價格的模糊性保證了它的安全性。再則，明代書畫是可以充當俸銀的，皇帝曾多次將內府所藏書畫折成俸祿，分封大臣，以補國庫之 需。既然可以充當俸銀，自然也可以充當禮金。于是，名家書畫成為交通上官的利器，“雅賄”蔚然成風。

  成化時，蘇州籍名臣吳寬位高權重，他與畫家沈周交誼甚厚。沈周經常有作品贈他，他也投桃報李，在沈的畫作上題詩，以為之延譽。一來二往，社會上都知道吳寬 喜歡沈周的畫作。于是，沈家便求畫者踵門，讓沈周不堪其苦。可以說，正是因為當權者的愛重，沈周的畫作才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可，“近自京師，遠至閩楚川 廣，無不購求其跡，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

  嘉靖年間，嚴嵩官居首輔，位極人臣，權傾朝野， 勢焰張天，又聚賄不止，時人謂之“錢癆”。他和養子嚴世藩嗜好書畫，下級官吏便窮搜宇內，投其所好。為了向嚴氏父子獻媚，中書舍人羅龍文不惜白銀千兩從文徵明手中購得唐代書法家懷素的《自敘帖》。浙江總督胡宗憲也以數百兩白銀的高價從仁和丁氏手中購得《越王宮殿圖》、從錢塘洪氏手中購得《文會圖》進獻。嚴 世藩垂涎吳城湯氏收藏的李昭道《海天落照圖》，立即有官吏為他收羅。

  有明一代，張居正不算貪官。他死 后兩年，萬歷皇帝抄了他的家，“所蓄不及十萬”，據說還是家屬所斂。遼帥李成梁封伯時，為了感謝他，送他萬兩白銀千兩黃金，被他婉拒。但對于書畫這種價格 模糊的雅賄，他似乎并不拒絕。王世貞和他有同年之誼，想做尚書，送了他許多禮物，其中就有一件極為名貴的古人法書。

  以書畫做禮品，為饋送行為涂上了文雅的保護色，送者安心，受者坦然。

  雅賄并非局限于官場，許多士紳或商賈也用書畫來逢迎好事的官吏，以拉攏關系。海外漢學家卜正民評價說：“那些涉及專利貿易的商人，總是要努力與官員發展 友好關系，用以減少官府掠奪的危險，并在與其他商賈有沖突時取得官員的支持。為了這樣做，他們致力尋找切入點，以進入官員的文化圈子。”書畫既是官場上流 行的禮品，自然也可以作為商賈交結達官顯貴的媒介。

  歸根結底，雅賄也是一種交易。來而不往非禮也，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回報的形式和內容因人而異，但求取回報是雅賄的出發點，更是雅賄的實質。

  雅賄成風，不僅增大了書畫需求，而且抬高了書畫價格。如王世貞所言：　“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書畫跋跋》中的一段記載提供了極有價 值的佐證：“昔人謂畫可摹，書不可摹。摹出畫亦即可賞，何必真也，此所云摩詰《奕棋圖》者。隆慶己巳，時昆　山顧氏曾攜入京，欲售之朱忠僖。索千金，忠僖 酬之三百，不肯。曰：往《清明上河圖》是其家物，彼時實獲千金，此二寶同價。忠僖曰：彼時買者欲取刻契于時相，非此無以重之，豈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為 重。今我但取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遠來意耳。若據實言，二百亦已多矣。顧猶執前說，留數月竟不售持去。”顧氏認為王維《弈棋圖》與張擇端《清明上 河圖》應該同價，既然《清明上河圖》賣出了千金的高價，《弈棋圖》也該價值千金。然而朱忠僖的話卻揭示出《清明上河圖》價格陡重的實質。“彼時買者欲取刻 契于時相，非此無以重之，豈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為重。今我但取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遠來意耳。若據實言，二百亦已多矣。”由此可知，其一、為了 取悅上官，購買者往往不惜重金，甚至用高于實際價值數倍的價格也在所不惜。其二、在朱忠僖心目中，《清明上河圖》的實際價格“二百亦已多矣”。雅賄對書畫 價格的影響真令人瞠目。

  明代立國之初，朱元璋采取刑戮與監察相結合的辦法，重典治吏，吏治相對清明。 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別是正德以降，隨著官吏銓選方式的變化，吏治日趨腐敗。趙翼總結說：“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 心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為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 生日蹙。”當官吏的升遷不系于百姓的公論，而系于上級的好惡時，賄賂公行是必然的。民間也世風大壞，人心不古。對于致仕歸鄉的官吏，不問人品高下，只問懷 金多寡。這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貪墨之風。貪腐一旦相沿成風，整個官場就會變成一個醬缸，縱使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雄心，要想做到也難上加難。“有一清廉自愛 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貪腐成為官場不具文的潛規則，而清正廉潔就是最大的犯規，清廉者也會被同僚視為寇仇。貪腐讓明代后期的政治江河 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