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山如黛圖 63.8cmX31cm 剡山如黛剡溪清，昔日曾為畫里行。欲向畫中尋往跡，白頭相對不勝情。乙亥冬 為軾游仁弟 畫 冷僧 鈐印：宗祥

  近代江南嘉禾，多出文人巨儒，如晚清大儒沈曾植、國學大師王國維、文壇巨匠茅盾、藝術奇才李叔同等，其中海寧張宗祥先生，為前清末世舉人，以南北兩大圖書館（京師和浙江）館長、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長之任而名重一時，他同時還是卓有成就的古籍文獻版本學家、史學家、書畫家、詩人和中醫藥學家。
  張宗祥紀念館是其出生之所，為中式園林建筑。地處海寧西山南麓，東與詩人徐志摩故居僅百米之遙。遠有西山頂紫微亭高高聳立，近有石拱橋及唐代經幢臨水倒影，倉基河兩岸古木參天，郁郁蔥蔥，環境悠然寧靜，景致優美。走進這藝術、人文與佛教禪相融的江南水鄉院落，感受全才張宗祥精微博大、豐富多彩的藝術人生。
  煌煌巨帙 留古籍文獻無言豐碑
  張宗祥1882年出生于大清王朝風雨飄搖的末世，循著傳統讀書人的成長道路，十歲開始發蒙讀書，從四書五經入，博聞強識，遍覽群書，加之天資聰慧，很快就脫穎而出，“府試四場，皆第一。”年紀輕輕就成為前清末代舉人，名揚鄉里。1910年，赴京考職，又取得“殿試一等”得好成績，第二年，“遷五品，加四品銜。”
  但很快辛亥革命爆發，他便回浙江老家教書。1911年底，應浙江省教育司司長沈鈞儒之邀到教育司任課長，后曾以視學身份兼任京師圖書館主任之職三年。張宗祥在京師圖書館期間，為國家珍奇文獻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整理敦煌寫經七千余卷時，發現古人喜書素絹，實為愛用光紙之故，同時對中國古籍及其刻布流傳、版本分目、分類管理做了系統研究；二是編寫了《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為后來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極其珍貴的參考書目；三是校《嵇康集》，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所見奇書，實為畢業最富之日。”
  1922年張宗祥任省教育廳廳長，鑒于文瀾閣《四庫全書》在戰亂中受損，尚未恢復，于是奔走滬杭募款，組織人力去北京補抄，歷時兩年，抄得4497卷，補齊殘缺。當時實行中等學校三三制，他悉心推行新學制，整頓教育，并籌建浙江大學。
再后他任甌海道尹，兩年戰亂又起，他便開始了滬上賦閑的寓公生涯。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復出，先后出任叉袋角稅所所長、鐵道部秘書、交通部秘書等職。解放前夕，張宗祥再回上海做寓公，打算靠行醫自食其力，時年68歲矣。
  大概張宗祥自己都不曾想到，新中國成立后，他的職業生涯會峰回路轉。1950年，應浙江省之盛邀，張宗祥再出山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個職位，也是他任期最長的一個職位，正是在這個榮耀的崗位上，他為自己一生摯愛的古籍文獻事業，創造了無可替代、無比光彩的輝煌篇章，為浙江乃至全國的圖書館事業，做出了彪炳后世的貢獻。
  張宗祥到任后，利用自己的一雙慧眼和人脈關系，派專人奔赴各地搶救和保存古籍，而他在古籍文獻方面的崇高威望，也令眾多大藏書家愿意把自己的畢生所藏捐獻給浙江圖書館。其間，寧波的李氏萱蔭樓、南潯的劉氏嘉業堂、長興的王氏莊詒樓、象山的陳氏綴學堂等江南著名藏書樓，都向浙江圖書館捐出了大量古籍善本。到1952年底，館藏總數增加一倍以上，達到七十余萬冊，且新增部分多為線裝古籍，當時審定為古籍善本的就有兩萬冊。到1960年，館藏突破百萬大關。至張宗祥逝世的1965年，館藏達到120余萬冊。如此煌煌巨帙，是張宗祥留給后人的一座無言的紀念碑。
  重振西泠 “存亡繼絕的中興功臣”
  西泠印社發起于1904年，正式成立于1913年，至1937年確立天下第一名社的地位。抗戰期間一度停止活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印社成員大部分都在上海，已基本上不開展活動了。
  張宗祥本不是西泠印社的成員，但他與社中諸公很多都是朋友。早在1919年，他任職京師圖書館主任時，就和第二任社長馬衡過從甚密，抗戰時他們常在一起喝酒敘談。1956年，張宗祥提出恢復西泠印社的提案，提出恢復西泠印社的篆刻印泥，兼售書畫及碑帖之類，日本、韓國等地來西湖的游客可以隨意購買。他說，“西泠印社的學術活動，應該繼承下來，徽皖浙三派，浙派勢力最大，不僅是浙江的特產，且是東方及世界獨具的。”自此，西泠印社開始了頗費周折的恢復工作。張宗祥以籌委會主任身份多方奔走，終于在1963年10月25日召開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大會，會上張宗祥當選為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長。
  選他為社長，應是實至名歸。張宗祥對金石和碑版之學頗有研究，有專著《書學源流論》《張宗祥藏印選》《張宗祥印選》等行于世。他也是書畫大家，潘天壽、沙孟海都對他執弟子禮。
  任職社長后，張宗祥提出的第一個建議便是，每月一次社員聚會，討論學術問題。1963年12月，第一次在杭州飯店聚會，張宗祥、潘天壽、陸維釗、諸樂三、沙孟海等人到場；1964年1月，第二次聚會在西泠飯店舉行，省委副書記霍士廉到場，與會的還有上海社員高絡園、秦康祥等；2月，第三次聚會在西泠印社柏堂舉行，張宗祥已是83歲高齡，仍然興致勃勃地張羅事務。
  在《西泠印社第一代中興功臣》一文中，現任西泠印社副社長、秘書長陳振濂曾寫道，張宗祥是“百年西泠印社存亡繼絕的第一代中興功臣，從而使西泠印社的歷史得以賡續，文脈得以延伸。
沒有他，今天早就沒有西泠印社了。”
  精于書法 墨趣橫生達自然化境
  張宗祥精于書法，工詩善畫。提起張宗祥，圈內人士都知道他的“三絕”：一是他為中國現代書法的開創者之一；二是他鑒賞字畫只需一眼瞥之，即能識其真偽；三是1902年他在嘉興府中學堂教地理時，自己親手繪制地圖，這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是一個奇跡（當時連教材也是自編的）。
  張宗祥七歲時初學顏真卿《多寶塔》，三十來歲后，方易宗李北海，全力臨《云麾將軍李思訓碑》《麓山寺碑》《清華寺碑》，自此之后，一變顏平原之習，略能悟唐人用筆之法；后又以李北海力薄，遂臨《石門造像記》《張猛龍碑》，兼習漢碑，并將名碑參互研習。自此書藝漸精，名聲日隆。1927年間，有人請章太炎寫壽序，給報酬五百金。章太炎發話說：“除張（宗祥）外余子碌碌，不可倩寫此文”。那人便轉請張宗祥寫此壽序，也給了五百金。
  張宗祥告誡弟子說，“臨帖，妙在能得其神韻，妙在能離所欲離。臨帖，也要神完意足。凡大家臨帖，都是以己意行之，以得神韻為佳。故大家臨帖，往往自成一格，彌覺可愛。”在書法理論研究中，他撰寫了《書學源流論》《論書絕句》《臨池一得》等重要著作，1992年由浙江美術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張宗祥書學論叢》，是他較為完整的一本書論集。
  張宗祥既是一位書論家，更是一位大書法家。觀張宗祥書法，用筆勁健，圓筆似折釵，方筆如劍脊。他重視墨法也擅長用筆墨，墨氣酣暢淋漓，秀潤華滋，濃淡枯濕，曲盡其妙。尤其他晚年書法，更是疏密錯落，隨筆生勢，氣度嫻雅，給人渾然一體的感覺。“一筆書”“一氣呵成”在他的行楷、草書中表現得非常強烈，即使是楷書，他也是用行書筆法書寫的，這些皆得益于章法之美。由于他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又通過多年實踐才深得書法要領，故所作書法自然暢達，墨趣橫生，氣韻生動，意象聯翩，達到了一種自然化境。
  張宗祥為人謙遜，曾經在一封信中對自己的書畫藝術有過評點。“尹默（即沈尹黙）極好友。我字與彼，彼用功，我天資高，各有長處。彼既一幀售50元，我亦不可過高，至多高二成。畫可隨便定，但亦不能過老友黃賓虹，照黃賓虹例，或減二成可也。”
  張宗祥由于多見古人真跡，手摹心追，心領神會，得其奧妙，所以鑒藏特精，被公認為“識寶大師”。他曾被聘為故宮博物院名譽委員，所見之物難逃他的法眼。沙孟海說，“閬公賞鑒書畫，一瞥即能審定其真偽，以生平經眼既多，對古畫的氣韻、墨色、紙張、裝裱，觸手即知，固不必驗其題識、印章，而后才能品第也。”
  抄校古籍 “每從長夜到天明”
  張宗祥畢生從事抄校古籍，致力于搜抄善本、孤本，有“抄校古籍近萬卷”之說，他《八十書懷》詩云：“四五十年事抄校，每從長夜到天明”，是他一生從事抄校的寫照。他抄書成癖，邊抄邊校，往往夜以繼日，據說運筆如飛，一晝夜能抄二萬四五千字。他一生抄校書籍近萬卷，前無古人。
  抄校古籍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而不是機械地繕寫原著，張宗祥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每抄必收古本珍藏，反復校改。因此，他抄的書都出現新面貌，遠勝明清舊刊，無一不可以立時重印，至今他抄校的書出版發行的有十多種。
  張宗祥抄校書籍幾乎陪伴了一生，57歲時，已抄書六千多卷，曾鈐“手抄六千卷樓”的印章。其中有一部分書，抗戰時期運往重慶，抗戰勝利后，中央圖書館以木船運書送返南京時，途中在三峽翻船，書與船一起沉入江中。1950年，張宗祥留滬清理親戚保存的手抄本，僅存兩千數百卷，編成《鐵如意館手抄書目》。他在年譜中寫道：“本意欲抄八千卷、與丁氏八千卷樓相匹，今年將七十，恐此愿難償”。而69歲后，他仍抄校不輟。1963年，韓登安先生刻了一方“手抄八千卷樓”印章給張老，張宗祥很是高興，直至83歲時還抄校了柳如是的《湖上草附尺牘》。
  張宗祥所抄之書，不是稀世善本便是面臨絕版的孤本，故經張宗祥抄校之書皆是祖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張宗祥有“看書不如抄書”的信念，并刻有印章。為了搶救優秀的傳統文化，決定“述而不作”，放棄個人著書立說，而從事抄校，有許多孤本若不是當年先生錄副，恐如今已無法在世覓得了。所以張宗祥所抄校的古籍，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