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九庵先生鑒定（坐者左三）

  一篇關于元朝畫家倪云林作品的文章，讓我萌發起拜訪九庵先生的念頭。
  云林作品在明、清兩朝十分走俏，江南人家以有無云林畫論清俗，數百年來仿（偽）其畫者不可勝數，“家家有云林，真者無百一”。這就給后人收藏和研究倪畫增添了不少麻煩。40年代，北大教授容庚先生編撰了一本《倪瓚畫之著錄及偽作》，收錄倪畫376幅，分別歸入正錄、別錄、偽作及附錄，是考察倪氏生平、藝術的必讀書目，然而即便容先生這樣的大家也難免一失之憾。前兩年我讀到一篇有關倪畫鑒別的文章，作者以確實的資料和謹細的分析指明《雨后空林圖》（現藏臺北故宮）、《春山圖》皆非云林所作，而這兩幅畫容先生曾目睹，將其列入正錄。讀罷，我又翻到文章前看署名，從此“劉九庵”便印在我的記憶里。
  95年元月的一天，我來到北京小石橋他的澄觀齋，一眼看去，我即刻覺得他和他的文章有著相同的氣質：質樸、謙和。整個下午我們都坐在那間書房兼會客廳里平靜地交談著。
  九庵先生本是農家子，原名久安，1915年生于河北冀縣，14歲到北京琉璃廠悅古齋學徒，56年進故宮博物院。這是他對自己身世的敘述，似乎不想多談，話題自然轉到了書畫鑒定。對于古代名家，平常人頭腦有一種習慣認識：好的便是真的，差的必是假的，對此先生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明朝一位富商酷愛董其昌的書法，經人介紹他見到了自己崇仰的大書畫家，就鼓起勇氣向對方求字，出多少錢都可以。對方見他情切，客氣地收下錢并滿足了他的要求，富商如獲至寶，把字恭敬地掛在客廳，來往的朋友見到無不嘖嘖稱贊，又有一天這位富商在官府門外看見一位大官從轎中下來進了衙門。他見此人氣度非凡，便向路人打探，有人告訴他那位官員就是大名鼎鼎的董玄宰呀！富商不聽則罷，聞之大驚，他不是為我寫字的那個人呀？于是他守在衙門口一直等著董其昌出來，講述自己的經歷和疑惑。董知他受騙，又見他確是喜愛自己的字，就為他寫了一幅，富商回到家，將董其昌的字掛在“董其昌”的字旁邊，而朋友們看后都說“董其昌”的字比董其昌寫的好，是真跡。
  這個故事說明了書畫鑒定的某種復雜性，一位書畫家創作會因年代、生活境遇、創作場合乃至贈予的對象的不同，作品質量也會懸殊不同。宋元以后文人畫大興，畫家不在滿足僅僅能畫，還需要良好的文學修養，這體現在畫面上大段的詩題，同時他們也不再單純追求物體的具象逼真，注重通過筆墨宣泄內心情感，注重審美個性。這一轉變不僅給書畫家個人風格的形成帶來深刻地影響，也為別人仿名字作品提供了更強烈地誘惑力。如果一個人刻意模仿某位書畫家的獨特風格，積年累月他的仿作會很逼真，甚至可以超過書畫家的那些庸常之作，這自然就給后人的畫史研究與作品鑒定增加了難度。
  懷疑是人類的普遍特征，沒有疑問就沒有探索與發現。九庵先生認為，書畫鑒定的前提是存疑，在存疑的基礎上大量閱讀文獻。了解書畫家不同時期的人生活動，思想情態和藝術手法，為鑒定提供史料依據，而仿造品往往會在這些方面露出馬腳。在案頭工作同時盡量多看實物（作品）。真偽都看，積存豐富的感覺，從比較中獲得可靠的鑒別。
  1962年，張珩、謝稚柳、劉九庵組成三人小組赴天津、東北考查書畫。在天津歷史博物館見到一卷《草書五言詩》，初打開時，大家都以為是明朝書法家祝允明的作品，看過署名后，才知是（祝允明外孫）吳應卯所書，當時謝先生說了這樣一句話：“此要若再自己作品上落上祝允明的款，我們難辨真偽。”這件事給九庵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說：“從那以后，謝老的話一直在我腦子里，沒忘。”從此九庵先生便在吳氏身上用了心，他拿出祝允明和吳應卯的書帖給我看。“你看，吳字寫得多好，完全是祝氏的風格，只是祝字用筆藏鋒變化多，吳字用筆露鋒少變化，就這點區別。”吳應卯仿造了不少外祖的作品流傳世上，九庵先生搞清這個問題是他對國家文物事業的重要貢獻。
  書畫鑒定如法官斷案，一切以客觀真實為準，摻不得半點個人好惡然而鑒定無情人有情，一件往事透露出九庵先生深厚的情懷。香港著名收藏家劉作籌有一幅清石濤的《長干風塔圖》大軸，裱邊有李瑞清等人題識，后經九庵先生目鑒，確認此圖乃張大千仿作?？剖易骰I先生于眾多藏品中獨愛此軸，屢言抗戰期間不顧家產，唯攜此畫避難，旦夕不離左右。九庵知情，不忍當面揭破，直到93年作籌過世，先生方言：此可用之于今后文章矣。說到大千，這里面還有一段頗具傳奇性的因緣。30年代初，18歲的九庵先生去北京前門西河沿演臺旅館拜唔自南方北上的大千居士，居士為作一幅《白描觀音像》，九庵珍愛非常。“文革”期間此像不幸散失，雖多方查找，一直也沒音訊，直到80年代九庵參與查驗一起以權謀私案的書畫物品，偶然找到了這幅畫，令先生大生感慨，以為神護，此事亦讓聞者為之動容，真如古人所云：“物之聚散，豈偶然哉！”
  九庵先生起身為我續茶，我笑問道：“您屋里收拾得這么整潔，看來您是很細心的人，這是不是與您多年的鑒定工作有點關系呢？”他微微一笑，“我可以給你舉一個例子，我搞鑒定幾十年，接手過上萬件文物，沒有損傷過一件。”老人神態凝重安詳，我沒有再問，因為我被這淡淡的一句話給震動了，九庵先生進博物館那年正是出生那年，40年來他默默地在國寶堆里左顧右盼、挑三揀四，不知多少次從“待處理品”中撿回價值連城的稀世珍品，結果最終使自己也成了“國寶”80年代九庵先生與幾位老專家在全國進行古書畫大普查，時人譽為“國寶”鑒定“國寶”。
  千百年來祖先為我們留下了數以萬計的書畫作品，建國后這些作品大多數散落在各地公私，且其中真偽相參，魚龍混雜，30年間誰也說不清這個家底到底怎樣。80年代初由文化部、中宣部牽頭成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由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凱、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7位專家組成，著手籌備全國（除臺灣）范圍的古書畫藏品大普查。普查自83年開始，歷史8年，專家們足跡遍布25個省市自治區，鑒定了208個單位及個人收藏的61000余件作品，辨別真偽，評定品級、分別入賬入庫，陸續出版了多卷本《中國古代書畫目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此卷普查是中國文物收藏史上的一項歷史工程，也標志著九庵先生的鑒定生涯進入了高峰期。如今，先生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委，成為中國古書畫鑒定方面的權威人士。年過80，精神尚健，每周仍到院里上班，培養后學，還去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鑒定作品、參加學術交流，盡管一條腿在一個雪天跌傷，至今出門仍需借助手杖。
  時間像個趕路的后生匆匆而過，屋內的光線已經有些朦朧，我拋出了臨時想到的也是最后的一個問題：“如果多年以后，有人鑒定出您曾確認是真跡的作品恰是偽作，您會怎么想？”我問得突然，先生略微一頓，接著說道：“這是正常的，只要后人提出比我們更充分可靠的證據，有人說我們是專家，專家在某些方面可能很精，但不會面面都精，一個人不可能每件作品都看得那么準，所以搞鑒定首先要學好辯證法，不斷否定自己才能進步，我也有看錯的時候呀！”話到此，我們竟開懷大笑起來。
先生提到自己的出生地時曾說那里是三國古戰場，這倒讓我想起電視劇《三國演義》里地一句歌詞：“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后評。”此不正可為先生一生之寫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