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匡時2015秋拍將有一件魯迅先生極為罕見的書法作品上拍。魯迅的書法作品，無論是大幅還是小幅，無論是精心之作，還是隨興所書，而今早都已是鳳毛麟角。從這個意義講，魯迅為清水
  安三書寫的這四句16字小幅的公之于世，實在是令人欣喜的。

魯迅(1881-1936)行書偈語
紙本立軸
24×20 cm
RMB: 800,000-1,000,000

  款識：魯迅。
  題盒：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此書是周樹人先生真筆也。思慕故人不盡，添四個字在此。這是魯迅先生書名也。
  備注：清水安三舊藏并題盒。清水安三(ShimizuYasuzo，1891—1988)，出生于日本滋賀縣，著名教育家。1917年來華，1921年在北京設立崇貞學園(今北京市陳經綸中學的前身)。在北京期間，清水安三跟胡適、周作人、魯迅等文化名人交往頻繁。

清水安三先生晚年回憶魯迅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賀縣的一戶普通農家，1917年作為天主教神甫被派到中國傳教，1920年在北京朝陽門外創立崇貞女子學園（曾名朝陽門中學，今陳經綸中學），后曾在天橋附近創辦救濟院愛鄰館。他在北京期間，擔任過日文《北京周報》記者，寫了大量報道，把中國社會現狀介紹給日本讀者。他與魯迅兄弟相識，曾到八道灣十一號周宅訪問。魯迅日記中有不少關于清水安三來訪的記載。清水后來寫了多篇文章介紹他與魯迅的交往，說他與魯迅“交往甚密”，并自認為是“最初向日本介紹魯迅的”。清水安三1946年回日本，創立了櫻美林學園，1988年去世。他為魯迅手跡掛軸寫題記是在他77歲的1968年。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拜訪魯迅時的情景。嚴格地說，當時我不是專程去拜訪魯迅而是去拜訪周作人的。可是，當時不知是因為我沒人介紹單獨去的緣故呢，還是周作人真的不在家，反正我被中國人慣用的“沒在家”這一擋箭牌擋住了，吃了閉門羹。……盡管被告知周作人沒在家，但我還是再三懇求聽差的，說只要給我五分鐘就行，請他一定行個方便。這時，一個鼻子下蓄著黑胡須的中年男子從西廂房掀開門簾，探出頭來說：“如果我也可以的話，就進來吧，我們聊聊。”于是我進了房間與他進行了交談，沒想到這個人就是魯迅。”1940年春，清水安三在美國為中國學院募捐時題詞抒懷：經暑經寒不否其苦，逢饑逢疾不退其業。署名為“北京朝陽門外，清水安三。””
  清水安三逝世五年后，飯田吉郎寫了上述文章。對于這篇文章，中國研究者在介紹時已經指出一些訛誤之處。例如，文中說清水安三逝世于1964年。假如不是筆誤或印刷錯誤，很可以說明飯田與清水安三并不熟悉，其對明信片的知識可能得之于他人轉述。筆者也看到掛軸與飯田介紹的明信片之間的一個明顯的差異：“明信片”上第三句是“放下佛教”，而掛軸上寫作“放下佛經” 。現行《魯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遺補編》根據飯田的文章收錄四句佛偈（第三句正是“放下佛教”），命名為《題寄清水安三》，寫作時間定為1923年。因為飯田的文章沒有配發明信片圖像，魯迅文集似應將此偈中的“佛教”改為“佛經”。不過，掛軸也不能成為否定明信片存在的證據，我們期待明信片的出現。有一點是明了的：飯田或向他介紹明信片的人并沒有見過掛軸上這幅手跡。如果他們見到了掛軸，文章就不會不介紹木盒蓋內側清水安三的題識。清水安三先生1933年太太離世時與兒子的合影不妨做這樣的推測，魯迅曾寄給清水安三寫有四句佛偈的明信片，清水安三收到后，注上“應需回信”。回信在表示感謝的同時，提出另寫一幅字體較大者的請求。魯迅滿足了清水安三的要求，在行文中把“佛教”寫成“佛經”。在與魯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中，清水安三是一個重要人物。清水回憶說：“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前，從沈陽來到北京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國，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魯迅見過面。”新文化運動諸大家中，清水與周作人過從甚密。有一次他去八道灣11號周宅拜訪周作人不遇，正要離開，一位中年男子從廂房探出頭來說：“如果您肯見我，請進來吧，我們談談。”進屋后清水才知道，這人是他早想拜見的魯迅先生。1921年和1923年的魯迅日記記載多次與清水的交往，如1923年1月20日，“晚愛羅先珂君與二弟招飲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來。”清水說，魯迅人格中留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諱”。清水曾將自己寫的漢詩交給魯迅修改。魯迅幾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勸說清水：“你不要做漢詩了，日本人不適合。”魯迅批評日本人的漢詩只講道理，不講詩趣。清水深受觸動，后來多次向人講述這個情節。
  魯迅定居上海后，清水介紹日本人給魯迅，其中包括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出，1931年是兩人一生第二個密切交往期。5月6日，清水和增田涉一起拜訪了魯迅，幾天后，魯迅和增田涉回訪清水于花園莊，共進晚餐。當年的魯迅日記中不斷有“清水君來并贈水果一筐”、“邀清水、增田二君飯”、“邀清水、增田、蘊如及廣平往奧迪安大戲院觀聯華歌舞團歌舞”、“得清水君所寄復制浮世繪五枚”、“得清水君所贈刈田岳磧河底石所刻小地藏一枚”等記載。1931年11月清水回日本，魯迅設宴送行。清水再來上海與魯迅交往，是1935年11月6日，“清水三郎君見訪并贈時鐘一具。”此后的交往就很少了。
  魯迅手書佛偈的前兩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為人所習見。《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大鑒下第十六世·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廣額正是個殺人不眨眼底漢。飏下屠刀立地成佛。”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征集》卷一：“屠兒在涅盤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言改過為善之速也。”但魯迅筆鋒翻轉寫下“放下佛經，立地殺人”，卻很具批判性和諷刺性，帶有魯迅一貫的思想深刻、言辭犀利的特點。
  此幅跡約作于1931年前后。這一年魯迅、內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見面交談相當頻繁。有一天，魯迅到住處附近的內山書店談天。談話間，內山完造感慨地說：“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國的軍閥政客們的行動，和日本的軍閥政客的行動，真是處處相同；那就是等待時機，一朝身在要職，大權在握，便對反對他們的人們，盡其殺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勢對他們不利的時候，又像一陣風似地銷聲匿跡，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魯迅覺得這番話說得好，第二天據此寫成《贈鄔其山》（鄔其山為內山完造中文名）一詩：“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有病不求藥，無聊才讀書。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如果將這首詩濃縮一下，特別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魯迅手書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掛軸裝在一個雅致的小木盒里，盒蓋內側有清水安三親筆題識：“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書是周樹人先生之真筆也。思慕故人不盡，添四個字在此，這是魯迅先生書名也。”

  魯迅性格剛烈，堅持原則，厭惡社會上那些無特操者。上海時期，他的雜文中頗多此類人物形象，例如他曾批評戴季陶說：“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講孝，忽而拜懺，忽而上墳，說是因為懺悔舊事，或籍此逃避良心的責備，我以為還是忠厚之談，他未必責備自己，其毫無特操者，不過用無聊與無恥，以應付環境的變化而已。”在另一篇雜文中，他諷刺中國官場怪狀說：“古時候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終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這一種玩意兒，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辦事有點為難了。”魯迅雖不信教，但對于信仰堅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懷敬佩，常致贊辭，無論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對基督教徒內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為他們日常篤信力行，不是忽而這樣、忽而那樣的無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學神學部，大學五年級時讀到德富蘇峰的《支那漫游記》，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鑒真和尚的事跡，遂立志到中國傳教，以回報鑒真和尚歷盡磨難為日本帶來佛教的恩德。他熱愛中國，真心關切中國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盡力幫助普通民眾擺脫苦難生活，不懼與日本軍國主義者抗爭。他充分認識到魯迅的價值，贊揚魯迅“痛苦地詛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將中國的舊習慣和風俗加以咒罵”的思想和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