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壽作《伐綠萼梅賦》 1945年寫本

游壽

傅斯年致那廉君信札 一九四六年寫本

  2015年中國嘉德秋拍“筆墨文章——信札寫本專場”于11月16日收官。其中亮相的一組關于民國時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系列信札和手稿頗值得玩味。今以當年史語所職員游壽離職一事為例，通過這些信札、手稿，一窺抗戰時期學術界生態之一斑。
  1937年11月，傅斯年以總干事一職擔負中研院西遷之重責，輾轉大半個中國，經桂林、昆明，最終遷至四川南溪李莊。在艱難的遷移之中，史語所先后發生了兩起所內職員胡厚宣、游壽先斬后奏，自行離所的事件，令傅斯年大為“火起”；而真正令傅斯年“火起”者，乃請假一舉背后的原因以及信函的“不實不確”之辭。
  游壽(1906-1994)，字介眉、戒微，福建霞浦人。1934年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生班，師從胡小石，獲碩士學位。抗戰期間曾在中博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金石部及史語所從事研究工作。抗戰勝利后至南京，任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副教授，1951年任山東師范學院副教授，1957年自愿支援邊疆，調哈爾濱師范學院任教。游壽的書法極精，被沈鵬譽為20世紀“杰出的書法家之一”，曾任黑龍江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游壽所作的這篇《伐綠萼梅賦》文采清麗，若有寄托，行文整散結合，錯落有致。結尾“望東閣兮彷徨，撫余襟兮哽噎”更是余韻悠長。此賦標明寫作時間和地點——“卅四年十二月初稿于李莊”，結合游壽其人的經歷，對末尾的“哽噎”更易生出深深的感喟。
  盡管游壽向被視為“金石氣”與“書卷氣”并舉的女性書法家，但她的學術造詣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游壽曾在中博院任籌備處助理，負責整理青銅器、玉器、甲骨文物、金石拓片，著有《金石甲骨論叢》《金石文獻纂論》等；在史語所任圖書館館員期間，她寫成《金文策命文辭賞賜儀物》《漢魏隨堂金石文獻論叢》等文，但是，游壽的學術著作得以出版者絕少。一位卓有建樹的學者何以幾乎無專著傳世而僅以書家留名？通過游壽和董作賓，傅斯年和那廉君的系列信札，恰可以解釋在李莊時期史語所發生的這個事件的原貌。
  《伐綠萼梅賦》是游壽1945年冬天在李莊完成的文學作品。游壽與林徽因、廬隱、冰心并稱“閩東四才女”，同學沈祖棻形容年輕時的她“穹廬雅諧意飛揚”“少年好弄慣操觚”，甚至“見說尖酸到文字”。恃才傲物、率性而為的游壽將《伐綠萼梅賦》的背景設置在李莊板栗坳史語所所在地，其內容的“象外之意”不容忽視。
  1946年2月28日，游壽修書一封呈送時任史語所代所長的董作賓向其匯報工作。但是5天以后，她就匆匆自行離所，之后才寫信向傅斯年請假。在岳南先生的《南渡北歸》中，詳細介紹過游壽給傅斯年請假的情況。但是游壽先斬后奏的行為并未獲得傅斯年的認同。在此篇呈文的旁邊，傅斯年粗筆批注“寫有刺，使人看見火起”，可見其對游壽的反感之情。
  那廉君時任史語所圖書館館長，游壽的上司。傅斯年1946年4月10日“致那廉君信札”，較為全面地概括了自己對游壽的看法及其對此事的處理意見。
  從此信可知，游壽在1945年因在工作交接、住處、辦公房諸事上予人“不平則鳴”的印象，令傅斯年心生反感。此番又見“罵董先生信”，加之游壽自行離所赴渝，最終使傅斯年決定將游壽的文章從已經裝訂完畢的《六同別錄》中抽出，甚至不惜“用刀將此四頁割去”，重新粘貼封面、目錄。
  《六同別錄》全書分上、中、下三冊，共收有27篇論文，涉及歷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諸多領域，被認為是史語所對中國人文科學做出的最大貢獻，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文抗戰的成果展示。可以想見，游壽的文章被強行“抽去”對她意味著什么，而傅斯年通過此舉表達出的憤怒之情也可見一端。此信最后，傅斯年甚至叮囑那廉君記下、抄下相關信函、文字，以備與游壽“打官司”對證之用，可見，傅斯年與游壽至此已然徹底決裂，彼此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若將與游壽有關的三件拍品聯系起來查看，則游壽離所一事的脈絡更為清楚。傅斯年1943年借調游壽至史語所，本有培養人才之意，但雙方性格均頗有棱角。傅斯年雄才獨斷，嫉惡如仇，“以有各種不如意事，時有暴怒”。游壽特立獨行，程千帆認為其性格乃“交游中所稀見”。學術路向上，傅、游二人也多有不同，傅斯年主張運用西方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厘清中國的學術材料，建立起“科學的東方學”，游壽畢生走的是金陵舊學之路。以上種種分歧又因書信這種戰時特殊的溝通方式得到強化。此事件之后，游壽離開了史語所。之后的學術生涯中她也對史語所的那段經歷三緘其口。后游壽自請支援邊疆，晚年在黑龍江“且為閑人作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