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隔不遠的北京故宮與首都博物館，有兩件同名為《洛神賦》的古代珍品遙相昐望。故宮博物院藏的是傳東晉顧愷之繪畫長卷《洛神賦圖》；首都博物館藏的是傳東晉王獻之書法小楷《洛神賦》刻本。
  三國魏晉時期的曹植有《洛神賦》名篇傳世，成為一代文學標桿。曹植貴為王子，由京師返回封地路過洛水，與洛水女神相遇產生了纏綿悱惻的動人愛情故事，并以優美的文筆描述其間女神的高髻玉簪、拂衣推云、步履輕波、顧昐含笑等等妙姿和自己對仙女的脈脈含情，向來被作為上古到中古時期碩果僅存難得一見的“美文學”典范而廣受后世追捧。是則在相近時代，由東晉時期的王獻之與顧愷之兩位書畫大家據此而成的一書一畫的藝術傳奇，應該是一件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文化盛事了。
  顧愷之的《洛神賦圖》為人物畫之經典，目前考證是出自宋摹高手，造型古拙而具當時精細巧藝之神彩。洛神本人的美女造型自是魏晉時期的特征，車駕、神獸、鸞馬、旌旄、深澗、坡岸、樹木、細草……都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與同時代稍后隋展子虔《游春圖》的山水人物關系比例和表現手法非常接近而精美過之。尤其是魏晉時期山水畫初興時“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構圖特征，通過摹本一絲不茍地忠實描摹，被體現得淋漓盡致。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這是古代中國畫史中第一個以文學作品為底本進行主題創作的記錄。《洛神賦》出自文學家曹植之手，為名家名篇，它是先在的，本身與繪畫史無關。畫家把它引入自己的創作，既不能學明清水墨逸筆草草遣興抒情不得要領，又不能像漢人畫像石中述孔子老子周公故事必須非常忠實于歷史。《洛神賦》出于曹植的虛構與想象，本無其事，取為題材也是顯示文學家的才情而已，與歷史事實并無關涉。而顧愷之取之為畫，必須吃透原意、反復比較、認真表現之。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主題性創作”。歷來多見的《竹林七賢圖》《蘭亭修禊圖》《西園雅集圖》《虎溪三笑圖》都屬此類，在中國繪畫史中向來不重寫實的傳統制約下，它們的偶爾出現，是彌足珍貴的。它不是工匠畫，更不是文人畫，可惜這卷故宮藏《洛神賦》是宋摹本，若是顧愷之原跡，那該創造多少個第一紀錄啊？
  王獻之小楷《洛神賦》又稱《玉版十三行》，共250字，字字精工妙不可言。而它的墨跡，據說在唐代即已經出現：是唐摹本硬黃響搨形式如《蘭亭序》《萬歲通天帖》然。據記載，王獻之《洛神賦》不止數本，皆是當時作為新體的楷書用筆與體式。其中一件有柳公權跋：“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其后則稱柳跋本，以見出唐代流傳。董其昌有跋云見于項元汴家，足證在明代還流傳有緒。唐以后的記錄是，在宋高宗紹興年間又獲《洛神賦》九行176字，還有書畫學博士米友仁作跋；宋末權相賈似道又得四行74字，但與高宗米跋九行不銜接，賈氏只得分兩段裝成一卷，前有宋高宗內府“紹興”鑒藏印，后則鈐賈氏收藏印“悅生”“長”鑒印。雖有言之鑿鑿的記載，但所述的唐摹墨跡本都失傳了。
  摹本失傳，只得求諸刻本，目下最早的記錄，是北宋哲宗元祐間發起編輯摹刻為《秘閣續帖》，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刻成。其中刻入《洛神賦十三行》。細細核對，這并不是前述的柳跋本而是另一墨跡勾摹本。柳跋本則在宋代《越州石氏帖》中刻入，保存了珍貴的王獻之《洛神賦》的不同摹本樣貌。至于玉版十三行之“玉版”則自南宋賈似道以于闐碧玉刻十三行以來，明代萬歷間從杭州葛嶺掘地得之（又有疏浚西湖得之湖底一說）公之于世，士大夫人以得拓本一紙為貴。康熙中入京城，旋入內府，即拓本亦不易得矣！咸豐時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遭劫，又流散民間；經安徽，到上海朵云軒收購，再到北京文物公司，初皆疑為后世翻刻，廉價收入而已，乃于1981年憑借北京文物公司慧眼，遂以18000元巨款收得“玉版”，轉交首都博物館收藏。
  王獻之時代，書法還是實用的書寫行為，無論是大王手札尺牘如《孔侍中帖》《喪亂帖》《姨母帖》《快雪時晴帖》以及陸機《平復帖》王珣《伯遠帖》王獻之《鴨頭丸帖》諸帖，還是作為文稿的《蘭亭序》，都不脫通信往來問候起居報事記述的實用文字功能，像王獻之《洛神賦》這樣非實用的、純以書寫前賢文學名篇的“純藝術行為”，在今天是人人為之的尋常舉止，在魏晉當時卻是前無古人的創新之舉。雖然現在博物館里只存拓本和玉版原石而無書法原跡，但它與前述顧愷之《洛神賦》的依據文學作品而專題繪畫創作的“創紀錄”行為的價值一樣，都是史無前例的唯一歷史記載，是無可取代的。它們都代表了中國書畫藝術最初以“主題性創作”去靠近古典詩文、不滿足于書畫限于作為匠人職人技藝而希望使它更具有文學（文化）品格的一種新的發展方向。實踐證明，一千五百年后，它已經成為中國書畫的主流方向。
  撲朔迷離的玉版，究竟是見于吾杭葛嶺山石蔭翳臺階掩映之間？還是得自于西湖湖底篙柱劃撐之際？有緣的杭州人，是否應該去接地氣作尋蹤之旅，或者泛舟湖上作翰墨旖旎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