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先生像

馬一浮漢簡詩句隸書（局部）

馬一浮先生手稿《杜詩瘢》

馬一浮先生《致謝無量札》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浙江美術館前不久展出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浙江圖書館藏馬一 浮作品近180件，包括書法、詩（詞）稿、詩札、書簡、記文、碑銘、序跋等，其中半數以上的作品為首次展出。《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前不久邀請策展團隊就 這一展覽進行了座談。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他一生潛心研究學術，先后涉獵經學、西學、哲學、道學、佛 學、考據學、醫學等，復歸于傳統“六藝”儒道，畢生宣導“一切道術皆統攝于六藝，而六藝實統攝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體大用也”的學術思想，被周恩來總理稱 為“中國當代理學大師”，少為人知的是，馬一浮先生也是一位書法大家。浙江美術館前不久展出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浙江圖書館藏馬一浮作品近180件，包括書 法、詩（詞）稿、詩札、書簡、記文、碑銘、序跋等，其中半數以上的作品為首次展出。《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前不久邀請策展團隊就這一展覽進行了座談。
  一座崇山峻嶺擺在那里
  顧村言（《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執行主編）：這幾年浙江美術館對浙江人文資源的挖掘非常之深，尤其策劃馬一浮先生的書法手跡展，回到一種文化的 高度，他對文化的通透與“孤神獨詣”、“迥異時流”的精神，我個人非常敬佩。之前以為這個展覽的影響對公眾或許還不是太大，但沒想到你們還專門為之延期， 說明這一展覽對真正熱愛中國文化的觀眾，還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想先請斯舜威館長談談策劃這一系列展覽背后的思路與意義。
  斯舜威（浙江美術館館長）：浙江美術館今年開館六年，是新館，盡管已經躋身國家重點美術館行列，但原先也沒有多少藏品家底。所幸我們能夠充分運 用文化資源，這次馬一浮先生展覽，就得到了浙江文史館和浙江圖書館的大力支持。在立館方向上，我們堅持立足當代，立足浙江，兼顧古代和國際。我們有一個很 有利的條件，就是地處杭州，有積淀深厚的文脈，這條文脈從南宋以來一直到元明清，源遠流長，浙江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重心與書畫重鎮，流派紛呈，人才輩出。所 以我們的工作思路是非常明確的，就是以梳理這條文脈，作為工作的總抓手，綱舉目張。我們的幾個職能部門都按照這一要求梳理出自己的工作目標。比如典藏部， 我們現在要收古畫難度較大，近現代以來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按照百年繪畫脈絡，特別是國立杭州藝專以來的脈絡，梳理出一個框架，哪一些人可以關注，哪一些作 品可以收藏，可以具體到姓名，有的不一定具體到姓名，但要符合框架的要求。學術研究和展覽活動也一樣，也要按照近代以來或者說國立杭州藝專這個繪畫史脈絡 來開展，更何況我們還有一個有利條件，浙江美術館在負責主編《浙江通志·美術卷》，整個資料長編要搜集三百萬字的規模，成書的規模是八十萬字。這樣一來， 我們對美術史的觀念就更自覺了，大致情況也掌握得比較全面。我們所做的工作，美術館所做的研究和展覽，能夠更為便利地站到一個美術史的高度來看問題。
  具體到馬一浮先生的展覽，一是我們他完全符合“百年美術史”的框架體系要求，我們籌劃已久；二是他的作品這些年來杭州也陸續展出過一些。在別人 已經辦過展覽的前提下，我們如何辦，如何更有學術性，更有亮點，是需要考慮的。所以我把這個展覽交給學術部做，以學術為引領，以研究取勝。我們不是辦一個 簡單的展覽，而是要站在學術的高度來辦展覽。
  這次馬一浮先生的展覽有幾方面的特色，這批作品有一百多件是第一次公開面世，具有精品性和稀缺性。其中有一個“文革”的故事，可以講這批精品是 劫后余生，據浙江圖書館介紹，“文革”中一批中學生到馬一浮先生家抄家，抄出來七卡車書籍、書畫、手稿，被拉到造紙廠打紙漿，當然也有好心人，給浙江圖書 館古籍部打電話，說有這么一些東西要毀掉了，請他們抓緊去看看。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人立馬趕去，搶救了一批回來。這次首次展出的一百多件，就是這樣被搶救 回來的，電話不打或者去晚了，這批東西就永遠失去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真的是尤為可貴。還有一部分是馬一浮先生的后人丁敬涵捐贈給浙江文史館，因為馬先生 當過浙江文史館的首任館長，這批東西捐給文史館也是名至實歸，這些是從他家里珍藏下來的，非常精。所以說，這批展品，一是精，二是稀缺，還有是有廣度，內 容豐富。
  “精”就不要說了，“稀”不僅僅是指搶救回來的，有的是家里珍藏的，比如馬先生親筆開藥方也好，有許多是他隨意即興的作品。過去他開過許多藥 方，這些藥方都是用過的，有藥店印章在，真是了不得的東西——甚至給貓開藥方都有，展品的面很廣。這次展覽它的意義在哪里？最重要的意義，它不單單是個書 法展，這更是個文化展，現在我們講文化重建，講“中國夢”，“中國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文化夢”，實現文化復興，沒有文化復興，其他都是空談。
  顧村言：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馬一浮的展覽，它折射的廣度、深度都很大。我上學時曾買過《泰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等幾本馬一浮先生的書，后來又陸續買過一些，慚愧的是有的都沒讀完，但有一點，每讀必有收獲。
  斯舜威：我對馬一浮先生也真的是非常敬仰，甚至敬畏，高山仰止。我覺得這個展覽對專業人士也好，對社會上普通觀眾也好，都相當難得，值得細細品 賞。一是有震撼，二是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收獲。好像是一座崇山峻嶺擺在那里，你能夠見樹是樹，見葉是葉，見山是山，見水是水，進入到這座深山里面你不會空手 而歸的，只不過有人收獲大一點，有人收獲小一點。
  顧村言：對，具體策展的角度我想請余良峰談談。
  余良峰（浙江美術館學術部主任）：從展覽策劃的角度，我們是立足浙江，重在當代。關注當代是什么意思呢？我們的理解是要對當代的意識形態有一個 正面的引導。浙江美術館重點關注的是梳理文脈，要從傳統的文脈去挖掘，以傳統的文化精神關注當代。一直以來我們也都是遵照這條線來做的。去年的“西泠峰 骨”吳昌碩紀念特展，我們也不是簡單地呈現，而是梳理了從吳昌碩開始的西泠印社社長這么一個群體，這是對整個文脈的梳理。馬一浮先生展覽的緣起也與此有 關，去年我們問浙江圖書館借張宗祥先生作品的時候，古籍部的專家提到，還有很多馬一浮先生的作品因為歷史原因都沒有展示。他們也想展示，我們也一直想策劃 馬一浮展覽，包括張宗祥展覽，這些都是包括在這條歷史文脈里邊的，他們都是“高峰”，但是他們在當代的影響到底有多少呢？所以美術館要自主策劃這樣的展 覽。
  顧村言：所以可能再過十年二十年看你們這些展覽，應是功德無量，包括你們今后三五年再挖掘一些被遮蔽的大家。
  余良峰：美術館和博物館不一樣，博物館可能在一個展覽里，用不同的作品把美術史串聯起來。但是美術館說老實話典藏是有限的，美術館要策劃學術展覽，通過一個一個展覽把這條美術史、文化史串聯起來，這個就是我們近幾年培養起來的觀點，一直要按照這個做下去。
  顧村言：從馬一浮展覽布展理念來說，當時你們自己有什么思考？
  余良峰：我們首先的反應是近年來馬一浮的作品市場炒起來了，但絕對不能用一個書法家的概念把他框死。現在談起來馬一浮的書法怎么樣，作品怎么 樣，說白了我們聽得很刺耳。如果僅僅把馬一浮跟當代人放在一起來對比，這個不稱之為馬一浮的概念。第二，我們跟丁敬涵也聯系過——2007年時，可惜當時 美術館還沒有正式開館，丁敬涵后來把作品捐給了浙江省文史館，還有一批文獻是捐給了浙江大學，我們一直有這個情結在，如果早一點的話、努力一點的話，浙江 美術館也是有希望收藏馬一浮先生的作品。我們并不是很簡單地就把作品掛出來，好像他是一個書法家這樣，不是這個意思，我要講的是他身上的文化概念，這是對 當下有引導意義的。
  顧村言：他是書法大家也是事實，而且過去書法家從來不以書法自居。從文化上來說，中國人總要回歸自己的東西，不能老是走那么多彎路。
  余良峰：對，所以這次展覽重點有馬一浮先生的很多手稿。
  顧村言：手稿即興的最好，更自由，瀟灑的感覺，也最見出性情與學問。
  余良峰：我想說的第三點就是通過展覽，我們想呈現這樣的原汁原味的文人情懷，把高山仰止這種情懷能凸現出來。前期為什么文字很少呢，這個工作太大了。只有真正對文化史感興趣的，或者對當代有思考的，才會對馬一浮先生感興趣，一般的人是沒法摸邊的。
  顧村言：這個還是從經典里面進去，包括對詩詞的學習，對整個文化經典的學習。
  余良峰：這是個原汁原味的展覽，以后還是要進行系統的學術梳理。第四就是對當代的一種警示，或者是棒喝。你看這個手稿也不是糊里糊涂的，都是一 絲不茍的治學精神。這是全方位的學養，有自作詩，有文章，他并沒有說抄首詩，從來沒有的，說明他已經在自己的學養世界里有正兒八經的真性情。
  引導重新認識何謂書法、何謂文化
  鄭利權（浙江美術館學術部副主任）：“千年國粹，一代儒宗”是著名學者梁漱溟對馬一浮的譽評。可以說，在近現代書法史上，馬一浮是值得景仰與敬畏的書法家，景仰與敬畏的其實不是書法，而是他的學問，是他的治學精神。
  顧村言：是的。對當下很多學者來說，馬一浮當然是一個坐標，無論是治學精神、獨立操守等都是。至于單純以書法家自居的，對比之下，大概問題更 多，這涉及的學養是多方面的，警示也好，棒喝也好，如果個人修為能到，悟性高的或許能悟到，我覺得這個人還是有可救的，如果真是置若罔聞，那就無藥可救 了。通過馬一浮先生，重新認識傳統文化意義極大。因為文化的復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得有一個標桿在那里，不是口號式的。
  鄭利權：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傳統文化也是全方面的，有一個極其嚴密的系統，在古代不僅是治國、治家，還是修身，都依據傳統文化。對于書畫藝術 來說，傳統文化肯定是傳統書畫的土壤，書畫藝術是在這個土壤里面生長出來的。書畫藝術呈現出來的外在形態是表面的技術與章法，而傳統文化這個東西看不見摸 不著，其實是支撐著傳統書畫向前發展一個核心的基因或者說是一種精神、一種力量。書畫藝術通過文化展現出來一種格調、氣息，讓天下文士神往，比如古人講的 書卷氣、金石氣都是如此。如果說傳統文化層面的缺失，那么展現出來的書畫藝術必然是變異的、輕浮的、甚至是畸形的。
  顧村言：或是流于形式的。
  鄭利權：當下的藝術界、書畫界種種現象與問題，病根就出在缺少傳統與國學的土壤，這個土壤沒了，或者土壤的成分發生了質的變化，或者說加了很多 其他元素，西方的土壤進來了，那么長出來的東西必然是變異的或病態的。馬一浮的書法藝術，引導我們重新認識什么是書法，什么是書法家，什么是書法作品，重 新認識這些概念對于找回傳統的土壤很有幫助。詩文書畫相融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與精神。古往今來中國文人莫不工詩能文，擅書兼畫，詩文書畫既是中國傳 統文人的“技”，又是他們的“道”。古代文人之所以把書法視為“余技”，是有意把書法歸納到文人范疇中去，而成為文人修養的附屬品。這種定位有著深層的文 化含義，在于“融通”的觀念。當下書法生態出現的種種問題，功利是一個方面，而根本原因是過分強調獨立的藝術形態，使書法藝術從傳統文人結構中剝離出來， 從而喪失了植根書法藝術的廣袤的傳統文化土壤。難怪當下書法形態中，對于技巧與形式層面的過度強化，而思想與內涵層面的嚴重缺失，正是書法藝術脫離傳統土 壤的畸形產物。
  顧村言：中國文化最高的境界的往往是講究沒有功利的。
  鄭利權：去功利化是中國文化面臨的緊迫問題。當下藝術界最核心的現象是浮躁。馬一浮對于當下的意義正是對于浮躁風氣有究正。馬一浮身處一個特殊 的歷史階段，從民國到新中國，是極少數能保持傳統文化修養、具有極深國學建樹的一個學者，他的學術意義比同時代的人更為典型。他一生處于一種純學術的狀 態、生活與學問融為一體，呈現出一種天人合一的狀態，這種狀態與功利無關。
  顧村言：還有書法過于強調技巧化，忽視內在學養等根本的一些東西。
  鄭利權：當我們在享受工業文明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深刻腐蝕著我們的意識形態。書法過度追求技巧、視覺與感官刺激，日益盛行的“制作”化風氣，以 花樣百出與疊亂迷離的外在形式干擾正常的藝術創作等等，表面上看是藝術形態上的問題，實質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制作”與創作，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蘊藏著 深刻的藝術命題。“制作”的背后是工藝、技術、機械、復制；“創作”的背后是藝術、心象、生動與獨一。要扭轉書法的“制作”格局，首先要轉變對于書法傳統 本身的認知與意識。
  吳澗風（浙江美術館學術部）：前面幾位老師大多從大的視角著眼，談到馬一浮書法展跟傳統文化比較相關的這一面，我也深有同感。就個體而言，我談 談一些較為具體個人的感受。我對馬先生倍感仰慕和親切，大概與我們家族尚讀書做學問有關，大伯吳戰壘是研究詩詞文學的，為夏承燾先生的弟子，跟馬老也有交 往，這可能是使我更加注重于自身對馬先生此次展覽的體悟，包括這種情懷緣由。另外，剛才講到所謂文化復興、傳承諸類，其中其實包含了非常具體的問題。比如 如何傳習？我們了解馬一浮具備如此多方面的學養，通過言論宣傳之后，我們又應該如何來做呢？馬一浮本人又是如何來做的呢？
  他與同時代的包括沈曾植、吳昌碩、張宗祥那一批民國的士人們，懷著同樣的信仰和理想，共同促成了那個時代的一個高度。我們現在有必要確立起一個 相對共識的價值觀念，肯定是這樣，因為大家都要有一個相近的認知體系，這樣才有可能做到一個高的程度。那么有了這個價值觀念也就是一個立足點，之后才可能 伸發。比如從書法或者繪畫角度來看馬先生，他是理學概念，承續王陽明心學派系的，對待書法，他也是更傾向于學問概念。他對書法本身其實注重的是自身的感應 態度，他在“臨摹碑帖”時，他會覺得這個字體哪一方面比較好。他臨的《蘭亭序》有好幾個版本，但并沒有一個馮承素的本子，他臨的全部是歐陽詢小字，所以我 覺得這跟他的觀念有很大關系。同樣的一個課題，每個人來看的時候，它是有相對區別。另外很注重的是版本，包括里邊有一些文辭當中的避諱等等。
  從馬一浮的學問、態度而言，他的治學不是從時代著手，而是從本體著手，中國整個的史學也是這樣子，不修當代史。因為當代會出現一些不太客觀、虛 誕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看歷史上或者前一代可能會更準確一些，更容易形成一個標桿。我覺得通過這些活動，我們是不是可以從表層的激情興奮轉換成更多具體化 的事情，就是怎么來傳，為什么他是做成這樣？如果沒有具體的，那么好比我們看到高山，但不知怎么爬。所以不能太過概念性、去“我”性地來談，對一些具體性 的方面可以再深入一些，才不會太空泛。
  余良峰：現在馬一浮基本上是很多人看不懂，本身他在書法上的影響，圈子里的人是評價很高，但社會上知道的人很少。
  顧村言：我想或許馬一浮先生也根本沒想到要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書法——如果那樣想就不是馬一浮了。他的寂寞其實是對自己的極度自信。
  李向陽（浙江美術館展覽部）：這種現象不僅僅是馬一浮，包括黃賓虹都是這樣。透過這樣一個普遍的現象，其實背后是一個什么問題呢？幾千年傳統下 來，這個文化是自然生長，是原生態的，文化的生態環境還是完整的。而現在這個時代，從晚清開始已經是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整個的生態各方面文化、經濟，跟 以前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外來文化的沖擊很大的，就我們小學還有描紅課呢，1980年代電視出來，后來網絡時代，這個信息化時代一來之后，跟原來幾千年文化 的生態已經發生太大的變化了，現在的學生真正還能臨帖的恐怕很少了。
  斯舜威：我補充一下，這個展覽注定有點“曲高和寡”，馬一浮先生作為一代大儒，可以說是后無來者的。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觸類旁通， 融會貫通，一通百通。每一個學問，每一個領域，馬一浮先生都能打通，他已經進入一個通境了。剛才講到，他是極度自信的，他的極度自信甚至超過了魏晉。當 然，新中國成立之后有一段時間的文化環境也是有利于他的個性張揚的，周恩來總理也很敬重他，在杭州樓外樓請他吃飯，請他坐主位。我聽一些老先生講，當時不 管在什么場合，馬先生都是當仁不讓坐主位，舍我其誰，主位也都是為他而留，這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的事情。陳毅當上海市長的時候，到杭州拜訪他，天下著小 雨，居然在門口等了兩個多小時，真是程門立雪的現代版。他在午睡，陳毅不讓叫醒他。當時領導的風度、文化環境就是這樣的。所以這次展覽，我開頭講了，不是 單純的書法展，是一次歷史文化的回顧展，讓人瞻仰，讓人反思，讓人懂得什么叫文化精神。
  顧村言：我就是抱著這樣一種心理，要來膜拜一下。現在很多社會問題與信仰和敬畏的缺失相關，所以很多社會問題的根出在大文化上面，我覺得真正走 近馬一浮先生是可以為我們重建中國人心有所作用的。馬一浮曾說：“竊惟國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義理之明晦，義理之明晦，系于學術之盛衰。”
  余良峰：還有，對于這個展覽，我覺得不能簡單地用欣賞來說，它不是來欣賞藝術品，從審美意義上欣賞，而是要感悟，一種參與。
  顧村言：而且我觀看這次手跡展，確實呈現了馬一浮先生更生動的精神世界。從觀者角度看，其修為、稟賦，決定了可以得到多少收獲。但無論多少，我覺得這樣的展覽都功莫大焉。從主辦方來說，或許也是做撒些“讀書種子”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