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致傅斯年信函》

  “家書”只有在烽火戰亂年代才“抵萬金”嗎?今年幾場有關書札收藏的拍賣專場上，規模雖不大，但也同樣引人注意。比如在北京保利2015春拍上，錢大鈞藏《蔣介石密令手諭》以1782.5萬元成交。同樣在西泠印社2015年春拍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名人書札專場”成交率為百分百，總成交額達800多萬元，2015年嘉德春拍“筆墨文章——信札寫本”專場中，陳寅恪《致傅斯年信函》以115萬元成交;等等。這些拍賣行情備受藏家重視，越來越可見書札“抵萬金”的收藏價值、鑒賞價值和研究價值。
  書札具有史料研究價值
  《談書札的收藏》是著名收藏家、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許禮平在今年上海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夏季論壇上的講演題目。根據他的解釋：“書札”，也作“書剳”，或作“手札”、“書啟”、“尺牘”，其實就是書信，是異名同實。但諸種名稱之中，算“尺牘”一詞最為普及。許禮平指出，但從“收藏”角度而言，“書札”固然是“尺牘”之義，卻是指廣義的，內中是包括了一些筆記、題辭、手稿、札記、公牘、訃告、收條、請帖、名刺、板報等種種紛繁的“雜多”形式。換言之，“書札”是紛繁的搜藏項目的一種概括。
  在許禮平看來，“書札”的狹義就是指“尺牘”，而尺牘多是真情所流露、心聲所寄。其中會觸幽動隱，是歷史宏觀視角所不及見的。所以讀史者，往往愛從尺牘微言，用之作歷史的補充和解釋。
  也因書札具有其史料研究價值，自古以來，收藏書札、品賞書札者就不乏其例。尤其從近代以來，書札收藏漸漸成風。“只是‘書札’的搜藏，向來是無所忌諱的。附說一下：‘搜藏’是一項強調‘知性’的行為。所以‘血沁’、‘尸蓆紋’、‘遺囑’、‘訃告’都百無禁忌成為把玩清賞之物。”許禮平說，“錢化佛收藏黃興的訃告即是一例。名人訃告若出現在拍賣場，許多藏家是要爭奪的。要是什么絕命詩、絕筆書，則更顯珍貴。”他的藏品中就有王時敏的遺囑，有王國維的訃告，從來不忌諱。
  百萬元爭奪一封“家書”
  作為香港收藏界的知名收藏家，許禮平博識多見，眼界獨到，字畫收藏甚豐，書札收藏亦同樣令人嘖嘖稱贊。在今年上海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夏季論壇上，他稱自己收藏信札是以近現代為主，因為近現代的書札更具現實意義，也比較容易獲得。
  “我最早收的信札是孫中山致盧煊仲手札，是澳門‘爛鬼樓’(關前街)大石梁先生承讓的。”許禮平說，“而更多的則是來自汪孝博先生。”汪孝博乃廣東近代學人汪兆鏞的公子。據許禮平介紹，汪孝博或出于照顧，或念許禮平有意長久保存，以極亷的價錢，陸續轉讓了一整批陳援庵寫給他的論學手札，并不是一兩通。又曾讓許禮平一沓葉恭綽寫給澳門楊敬安的手札，內容是討論編印梁鼎芬遺著《節庵先生集》。還有一些清末民初名士陶邵學、張學華、潘飛聲等，致汪兆鏞的。“這些手翰，成為我的最早藏品。至今近四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30多年前汪孝博轉讓的陳垣手札一批，是許禮平頗為看重的藏品之一。此外，旅日藏家程伯奮(琦)舊藏中有一件“明萬歷九枋相致戴愚齋書翰卷”，包括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許國等十有七通，諸札皆致戴洵，內容多言國子監事。卷后還有丁傳靖、柯紹忞的題跋。當時許禮平向啟功等前輩請教，意見相當一致，遂奮勇競投，終歸其庋藏。“這是有心人集合明代九個大學士等十多位名臣的書札，裱裝為一卷，保存了幾百年。”
  許禮平的藏品中還有萬歷泰昌天啟三朝重臣楊漣家書冊，手札冊是兩通家書。一通寫給孟蘭孺人，一通寫給其長子楊之易。給孟蘭孺人的共四頁，首尾完整。另外，他也藏有兩卷紐約同盟會創辦人之一趙士覲舊藏的孫中山手札卷。
  “李大釗致胡適之手札，討論《新青年》在廣東辦的事宜，附周作人致胡適之手札。時我正巧在京，以我的藏品系列中，有陳獨秀墨跡而無李大釗的墨跡，每以不能雙美為憾。”數年前當許禮平看到李大釗致胡適之手札無論內容、品相，均系精真新，于是踴躍參加競投，落槌價250萬元，連傭金280萬元。這也是許禮平頗為欣喜自得的藏史之一。
收藏手札強調“傳承有序”
  在當今手札收藏家的榜單上，也許知名演員、現任暨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的張鐵林是最不可忽略的其中一位。在很多人眼中，張鐵林就是一位“明清手札的收藏大家”，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如今的“手札熱”跟他有點兒關系。據了解，張鐵林的家中收藏氣息濃郁，隨處可見各種拍賣圖錄和書法作品等。
  最近在接受媒體的采訪中，張鐵林就談到自己收藏的珍品，近的是劉墉、左宗棠、曾國荃，遠的有明代的祝枝山等。他認為留到今天的手札，都是名人的手札，因為其具有認知度。他介紹，自己開始收藏手札時，當時價格比較便宜，于是將所有演“皇上”的報酬都用于購買收藏手札。尤要一提的是，張鐵林在上海等地的手札拍賣專場上通常幾乎都是“整拍”，即該專場拍賣由他一人包下。照他的話講，這樣的做法有一好處是“可以傳承有序，不至于再一次地散落在民間”。
  有人認為，真正的收藏家會將自己的收藏奉為至寶，不以功利交易為目的。而令人頗感佩的是，張鐵林正是如此，他稱“所有的藏的信件到現在沒有換過一分錢”。
  在該節目采訪中，張鐵林展示了自己收藏的一通特別珍貴的手札，系“數青草堂”主人、上海金石書畫收藏鑒賞家錢鏡塘的藏品。“左邊是祝允明祝枝山，右邊是黃姬水，這兩個人是師生關系，寫得非常非常之好，感覺這個徒弟比師傅寫得還好。”張鐵林認為，通過手札可以看到名人在正史記載之外的雞毛蒜皮之事，故書札是對正史、對一個名人的描述補充。這在手札里體現頗多，譬如他還講到自己有成摞成摞的李鴻章家書，“我們不能只是看他跟老佛爺天天說這個軍艦的事，打仗的事，賠款的事，割地的事，我們還要看他的人格性格后面的很多色彩”，張鐵林說，李鴻章對家里雜七雜八事情的關心全體現于信的字里行間，除此“我們還看到他的書法，我們還看到他的文學的表達”。
  據了解，在張鐵林的收藏史中，還有一件向來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事情。2003年在上海崇源拍賣有限公司的春拍上，張鐵林曾以225萬元的價格，拍得趙之謙《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的39通手札。然而，在拍賣后的短短幾個月內，這批手札的價格迅速翻倍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們對手札收藏價值的重視。
  張鐵林認為，收藏手札對于“精神深處的那種神經的刺激”，對于手藝的提高，是一種很奇怪的作用，“突然間你的品位、精神、技巧全提高了”。
  不同時代的尺牘特點
  根據文化學者鄭詩亮在《尺牘淺說》中的梳理，尺牘從春秋戰國流傳到晚清民國的過程中，具有其不同的特點：
  春秋戰國之際，尺牘往來多屬公事性質，涉及政治軍事要務，內容以論說為主，較少摻雜個人的感情成分。等到秦朝以后，私人性質的尺牘越來越流行。東西兩漢，留下了不少名作，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和李陵《答蘇武書》。
  到了魏晉南北朝，進入文體自覺時代，尺牘的風格為之一變。一派借助方興未艾的駢文，或描摹山水，或申說事理。前者的代表是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和吳均《與朱元思書》。后者的代表則是丘遲《與陳伯之書》和徐陵《與楊愔書》。另一派則意氣嫻雅，行文信筆所至，情趣盎然。如曹丕《與群臣論粳稻書》。
  及至唐宋，尺牘的范圍逐漸變窄了。一方面，是因為韓愈、柳宗元等人，把日常書信當載道的文章來作，豪氣多而逸致少，言志多而言情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蘇軾、黃庭堅致力于尺牘，寫得既多且好，而且首次將尺牘編入自家文集中。這樣一來，蘇黃二人的短簡小札，就成了后世尺牘的典范。
  明清以降，尺牘文學極大繁榮，坊間書商也大量翻刻尺牘文集。無論是標榜性靈的小品，還是號稱新體的家書，都在市場上有一席之地。而在博聞強識的清朝學者手中，尺牘成了他們交流論學心得的有力工具，自然，信件往還之間，少不了駢四儷六，引經據典。到了這個時候，尺牘的規范也發展到了最森嚴的地步，對格式要求極嚴。
  晚清的書儀規范最嚴，民國加以繼承而稍有變化。一篇正式的尺牘，除開正文，至少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稱謂語、提稱語、思慕語、祝愿語、署名。措辭、程式隨人際關系的親疏尊卑，涉及事項的輕重緩急各有不同。而措辭是否恰當，程式是否謹嚴，則直接反映了寫信的人的文化修養。
  據介紹，在晚清民國時，流行三本尺牘入門書：龔未齋的《雪鴻軒尺牘》、許葭村的《秋水軒尺牘》和袁枚的《小倉山房尺牘》。文化水平較低的人，學尺牘多半從前兩本書入手;層次高一點的，就學《小倉山房尺牘》，但到底還是前兩種最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