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寫稿子，提及“70年代”，編輯非要添加“上世紀”字樣，弄得像在寫古代。有時回想文革過后的種種人事，包括空氣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奮，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們還活著，譬如星星畫展那幾位。90年代初——又得加上“上世紀”！——我在紐約林肯中心音樂廳人堆里一眼瞧見馬德升，彼此握手拍打，好高興，他身后站著一位臉蛋紅紅的法國姑娘，那么淳樸地笑著，聽馬德升說“這是我媳婦！”她就用力點點頭。幾天后，兩口子在佛羅里達出車禍，馬德升原先的雙腿殘廢成了全身殘廢，法國媳婦則飛出車外，死了。
　　星星畫展的主要成員都去了國外：王克平、馬德升在法國，曲磊磊在英國，黃銳似乎去日本，阿城、艾未未分別久居洛杉磯和紐約。現在王克平與馬德升仍然留居法國，其余幾位又都陸續回來了。
　　我們這些蒼蠅啊！
　　上個月和阿城聚會，說起再老下去會不會色盲，抹了顏料都偏紅，卻是看不出來，阿城沉吟道：恐怕難免。星星起事那年我26歲，他30歲，剛回北京，沒工作，閑著，從正宗“知青”轉為正宗“社青”。“社青”，為古代詞，今語即盲流、無業者、閑散人員。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學生會忽然請到以上幾位星星英雄，臺上一排坐開，我底下瞧著就興奮起來：這不一伙老社青么？其時我結束8年農村生涯，進了美院，算是入了官家的幸運兒。那夜送諸位英雄到門口，校園濃黑，曲磊磊轉頭對我說：還是你們好啊，你們考上了。
　　如今大學請來的全是學者教授之流，“上世紀”學院講臺卻坐著這樣的烏合之眾，當場叫囂。“官方畫家徹底完蛋！搞什么藝術！就知道他媽掙稿費！”馬德升扯著嗓子咆哮道——那時哪來畫廊和拍賣行呢，除了工資，窮畫家確是接點連環畫之類的掙稿費……黃銳也句句不賣帳，可惜遠在“古代”，此刻記不全。王克平穿著才剛時興的喇叭褲，坦然四顧，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間。阿城說話，鎮定、清晰，南方不易見到這樣無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為什么，初起我認定他是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的講演者，聽他說下去，才知道他是遠赴云南的知青，泡了整整12年。
　　他們一律是北京人。“他媽的”之類，輕快帶過，“稿兒費”，卷舌，字字重音。全中國，也就北京盛產這類出言不遜的逆種，且多有文藝干部子弟：曲磊磊的父親即革命小說《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親據說是天津文聯主席，阿城出現，美院上歲數的老師說，哦，原來是鐘惦棐的孩子。鐘惦棐？前輩于是打比方：就是當年電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術界江豐。
　　明白了，上一代老左派。1949年，他們是來自解放區的軍事委員會官員：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豐接管杭州藝專，鐘惦棐接管電影界。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而今右派的兒子長大了。
　　我記得黃銳與馬德升是工人。不久在哪條胡同撞上黃銳支著架子畫雪景，有天夜里，還瞧見馬德升正在美術館后街拄著雙拐奮勇行走。他永遠穿著綠軍裝，消瘦見骨，眼睛亮，咆哮時雙頰泛起紅潮，我無端覺得正像俄國小說里患著肺癆，同時激烈辯論的民粹黨人。
　　那天我臺底下就給這五位草寇畫速寫。
　　1979年秋星星起事，我在上海，不曾見，那時媒體不報，更沒網絡，回來只聽得眾人眉飛色舞講：怎樣地先給美術館攆出來，怎樣地立刻在大街上布展，北京市民又怎樣圍得里三層來外三層……趕緊打聽，結果是江豐作主，親自寫了序，展覽就挪到北海公園畫舫齋。趕緊去，果然里三層外三層，好不容易擠到畫跟前，又給別人的左膀右肩彈出來，那年頭，男人們個個穿著中山裝。
　　文革后首次在野畫展不是星星。1979年春節前后，上海黃浦區文化館舉事的《十二人畫展》才是頭一回。上海人里自有民國油畫的隔代知音，氣候變了，他們就把文革期間偷畫的風景靜物畫亮出來；北京的野種則挑明了玩兒政治，作品不細說了，國慶節后星星團體爭取“藝術自由”的大游行，上海人是既不敢，也不作興，北京地面卻似真有五四的遺傳在。后來有張照片不知誰拍的，黑壓壓游行隊伍，為首站著馬德升，遠離眾人，撐著雙拐堵在市政府大門前。
　　1980年，各種在野團體鬧起來：無名畫會，油畫研究會，同代人畫展……后兩個團體多是中央美院老師或老附中畢業生，無名畫會則十之九是野種，主將之一馮國棟，供職清潔公司，掃大街，去年我接到他葬禮的通知，因在外地，沒去成，想起他那幅憤怒的畫——純色，粗線，畫一把開裂的掃帚，一張倔強的苦臉。我記得他們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當時絕對挑釁，可比正面吐來的唾沫，沒商量。馬德升的小木刻粗礪而純真，畫自己在斗室畫畫，與民國左翼木刻神似。我記得凝視這張畫時怎樣感動，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里覺得可恥。
　　為什么我沒參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孫景波、王懷慶拉我加入“同代人畫展”，我從拉薩寄了速寫去，但并不覺得入伙，后來聚會仍習慣說：“你們同代人”。我會交朋友，但團體的事情，向來漠然，習慣一個人。國中文藝圈可尊敬的團體或許不少吧，但我從未在內心輕微嘲笑過的，惟“星星”與“無名”。
　　設在798廠區的“尤倫斯國際藝術中心”，11月就要開張了。頭一場派對是“’85運動”盛大紀念。很好，終于熬到這一天，不但國際承認，而且是在咱中國地面上以“國際”的規格，隆重承認。但是“運動”過去有，將來興許還會有：不管什么運動，不管為了什么。而星星劇情很難再上演，除非全社會回到1979年。可能么？
　　而1979年的種種騷動與可能性，也沒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學院，野生動物瀕臨絕種了，除非歸順體制，哪來別的出口。這是進步與自由么？在下不敢說不是。但請明鑒：這是被恩準、被控制的偽自由。1979年的野種們血脈賁張，竭力證明自由是站出來抗爭，不看人臉色，不靠權謀，不投機，甚至不是為了藝術。
　　“在野”一詞早已不再被使用，或為煞有介事的曖昧詞語——主流、非主流、體制內、體制外——所替代。惟1979年，“在野”二字確曾閃爍一時，獲得真實的價值。那不是詞語，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農民工，文藝圈哪來真的草寇？誰敢大庭廣眾朗聲叫罵：“你們完了！就知道他媽掙錢！”
　　是在進步。無須叫罵的時代確實進步了。’85運動不是草寇運動，初也混雜、幼稚，繼之彼此不服，彼此爭功，但參與者大致是學院師生和部分開明的美術黨官；要論起事的條件、規模、理論和目標，則’85運動遠遠超越在野群體，后者只管叫囂，沒理論，豁出去再說。終于’85運動開花結果，“走向世界”，在野群體鬧了兩三年即便息鼓四散，其中幾位主角出國，是為涉外的婚姻。
　　不論星星還是’85運動，近30年來各路闖禍胚子的曖昧空間與真正后援，來自“境外”，區別只在聲援的方式與規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畫家李爽刑滿出獄隨法國夫婿飛臨巴黎，法國人在機場盛大歡迎：那場婚姻驚動了秦城監獄，也驚動了當時的法國總統和鄧小平談判。2007年，則“尤倫斯國際藝術中心”在中國的公開設立，是為西洋人就近撥弄中國藝術的大手筆，而’85運動的幾位“元老”，早已在西方體制名單中各占一席。
　　總之，他們得到了20多年前想要的一切，在野群體呢，沒事，他們無所謂成敗——老栗有言：“重要的不是藝術。”對于星星團體，重要的不是成功。1979年他們在深宵的胡同里圖謀舉事，煮點湯面充饑，天亮了出去闖禍，一如印象派小子當初借個場子掛掛畫，是為叫板，哪曉得有一天給請進博物館——1979年曾有人將星星團體比作人家印象派，是的，可有一比：印象派起事，重要的不是印象派，而是有沙龍。同理，星星起事，因為有文革沿襲的全國美展系統，有文革后恢復的學院系統，有龐大的官方美術界。然而對應到此為止，此下、此外，中國在野群體與歐洲人無可對應。
　　從庫爾貝、馬奈到梵高這三代逆種，生前始終是沙龍的強敵，身后被證明內在于歷史的肌理與邏輯。文革10年所有少年逆種(包括詩人與作家)即便于70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獲得起碼的水土，休想發育，一如全國的民意表達，當年只是半截破爛的西單墻，而西單墻觀者如堵，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春，屬于歷史過度疲乏，出點小事故，今之媒體后生誰知道西單墻。
　　那時，國家初度浩劫，百事待興。文化廢墟走出兩群人，以兩種方式向兩種方向凝聚，并日漸分殊：一是學院再度成為學院，由文革的惡性混亂重歸秩序；一是學院門墻外渴望表達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亂，迅即尋求表達。所謂“朝野”在1979年前后沒有儼然分際：朝臣與逆種，如前述，有時是飯桌上的父子；星星畫展得以過關，得助于兩位官復原職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長江豐，北京美協主席劉迅；而星星成員嘯聚游行的前科，雖據稱公安局至今迄未銷案，但那年中央美院學生會高高興興請來星星成員講演，完全自主，不必申報，黨員老師和部門領導也在座，與年輕人同樣興奮，我記得現場燈光昏暗擠滿人，簡直狂歡。
　　沒有人預知將來。當年種種官方默認與草根自發的騷動，只為掙脫文革惡夢，不再壓抑——30年后，學院群體哪料到繁衍成空前龐大的官僚行政系統，即所謂“體制”；在野群體也不知道自己拱開的缺口，催生了日后新文化形態之一，即廣義的所謂“當代藝術”……80年代的故事說來太繁，反正直到90年代初，圓明園的日常劇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驅趕，而體制要到新世紀這才恍然明白當代藝術可資利用——70年代末仍是使用糧票的年代，黨官與野種穿著同樣破舊的中山裝在食堂里攀談，就國事與文化，想入非非：誰都“摸著石頭過河”，對岸在哪里？何時并怎樣抵達對岸？
　　如今我們已經停靠岸邊，快樂地喘息：新世紀以來，本土體制、境外體制，以各自的“政治正確”與文化陽謀，合縱連貫，成功覆蓋了所有可能的空間。年輕人的選擇與回報無疑遠遠多于30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標準模式，任君挑選：考試，入黨，或者交錢。游戲規則，則是體制內外的關系學與經濟學，交相奏效，統稱利益學。1979年的可憐訊息無不點燃藝術家的氣血與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訊息是教你趁早學乖——“上世紀”一度肆無忌憚的激情，一度邊際模糊的文化版圖，悉數成為古代的傳奇。在新世紀，圓熟而明智的藝術家根本不需要馬德升式的叫囂。
　　1946年，人在巴黎的畢加索斷然拒絕紐約前衛藝術家請他聲援“藝術自由”的懇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沒有值得對抗的學院藝術，這對現代藝術很不利。原則即便糟糕之至，也該制定原則，藝術有沒有力量的佐證，在于它能否沖破重重障礙，”且慢！他所謂的“原則”與“障礙”在我們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國的一切，平心而論，對現代藝術很有利，但他繼續說：“藝術家一旦被認可，就意味著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過，因而只是一頂破帽子，根本不值錢。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沒法得到承認！”
　　殘忍的真話。假如畢加索了解真實的中國，這話尤其殘忍。
　　此刻星星群體在《今日美術館》被紀念，我以為是在紀念他們從未獲得’85群體得到的承認——印象派烏合之眾并未被當時的歷史承認，他們以終結歷史的方式，成全歷史；中國的烏合之眾得以烏合，則受惠于歷史的終結(毛去世、四人幫就捕、文革結束)。什么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以被扭轉的歷史，告別過去；中國歷史的正式扭轉——即便僅止于文藝——則誰肯算上在野群體的份？很快，被扭轉的歷史告別野種，從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現代藝術運動蜂擁而出，迅速拋棄、貶低星星往事，并蓄意忘卻。
　　“業已過去”與“曾經發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過去了。星星群體成全了’85運動，他們才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先驅。怎能想象’85運動之前沒有任何異常的動靜，放膽的發作？而先驅的命運好比微焰，劃破濁空，無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說，他們旋即消失在異國的茫茫人海，再度成為單獨的人。
　　90年代初在紐約見到王克平，沉靜質樸，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單干戶。據說，木雕在他院子里堆積如山。阿城的錄像拍攝了坐在輪椅上的馬德升，他被緩緩推出走道，只剩腦袋能夠轉動了，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里？我再沒見過他。黃銳依然戰士之身，談話間殘余70年代的辯論激情，留了胡子，忽然笑起來，那種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美院講演中并未到場，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員。我猜他從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爾，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爾，并神奇地注入他來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國人沃霍爾倍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動作，就是向所有龐然大物握攏拳頭，伸出中指。
　　文學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員，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學才華的背后，另有寬闊深沉的立場。我們所知道的阿城很難與團體發生聯想，人的成長伴隨種種邂逅，而團體之獲得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畫廊舉辦《星星十年展》，出了冊子，阿城寫了動人的回憶，還有他們擠在中國美術館第二屆星星畫展招牌前的集體照：那時阿城多瘦啊！1979年。
　　在今天的蕓蕓青年中，在越來越保險而有序的當代藝術中，倔犟的、難以制伏的種性非但不合時宜，且招人討厭。一個機構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藝界。一個逐漸喪失“在野”空間的權力市場。不必鏟除野草，土壤在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劃分、被培植。歷史為此付出多少代價，這可能真是來之不易的好時光，充滿希望，然而糟糕透頂。
　　28年前，星星野種在北京大街高舉“藝術自由”的橫幅，公然前行。28年后，中國當代藝術——’85運動的代名詞——歡然證明“自由”的降臨：至少如可惡的畢加索所言，大家總算被認可，被理解，被集體“通過”；星星則早已退出歷史，問題也不再是爭取所謂“藝術自由”，這句口號在1979年既危險、又高尚，意指藝術之外的立場，但已難言說今天的現實——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樣把握自由，才是真的問題，一個遠比1979年更顯復雜，同時被我們長期繞開、回避，而從未解答的問題。
　　聽說那次《星星十年》紀念展畢，他們毀壞了部分作品，作勢自我了斷，此后從未群相聚合。確有此事么？除了阿城，我與星星成員并不熟膩，原初他們好像是十六七位吧，我僅識得以上這伙弟兄。就我所見，他們還有無名畫會幾位資深硬漢，從未試圖獲取被招安的身價，個個如28年前一樣，自履其道，仍然在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