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于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前館長蕭元的新聞引起了藝術圈注意：
　　7月21日上午9時，蕭元在廣州中院受審。檢方指控其貪污齊白石、張大千、八大山人等名人的畫作100多幅，涉案金額約億元。據指控，蕭元在幾年時間里，多次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圖書館藏品庫鑰匙，將館藏名畫拿出來，臨摹完成后，將真品據為己有，把贗品放回藏品庫。這些真畫有百余幅已被蕭元委托拍賣公司賣掉，獲得價款3000多萬元。檢方稱，剩余的畫作經評估價值7000多萬元。
　　更具體的一些細節還有：檢方稱，蕭元共貪得作品143幅，委托拍賣掉125幅；廣州美院圖書館藏畫庫共有三道門，鑰匙分別由三個工作人員掌管，但正副館長卻有全套鑰匙（事實上是2把鑰匙，第三道門從來不鎖），普通師生借畫需要工作人員一起開門才行，但正副館長取畫卻不必履行這些程序；此外還有個細節是，蕭元聲稱在他任圖書館長前后，該館調包作品的現象長期存在。
　　蕭元其人，我略知一二，早在1998年他任湖南大型文學刊物《芙蓉》主編時，針對當時被美女作家所籠罩的“70后作家”現象，開創性地更化“重塑70后”，推出了一批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的70后作家，一改此前由70后美女作家造成的奢靡文風。此項行為后來被一些高校編入教材，算是進入了當代史。藝術圈對他并不怎么了解，原因不外乎他一不從事藝術創作，二不從事藝術批評，三不從事藝術經紀，四不從事藝術傳媒，基本上不在藝術圈的一線出沒，跟藝術相關的一道橋梁是他研究藝術史。而藝術圈之所以對此事有所注意，也不外乎他落馬時是在藝術平臺上（廣州美術學院），以及經他手出貨的竟有上百張大師之作。
　　蕭元事發是在2014年4月，官方公布時間表明，作案時間是在2003年至2006年。短短三年時間就能“借出”、“臨摹”、調包大師作品143幅（沿用檢方數字，蕭元本人認為只有130多幅），平均大約是每周就臨摹調包一幅作品。這種密集程度相當恐怖，任何一個學過畫的人知道，臨摹一幅大師作品，要達到精氣神頗有相似度，首先是臨摹者的功底得相當了得，其次是從觀摩到下筆、到作品差強人意，還需費一番時間。即便假設蕭元一次性“借”出作品多幅，拉長單幅作品在自己手上的時間，那總工作量也并沒減少，結合蕭元本人并不日常性地進行藝術創作，我們不禁要“感嘆”：這等“天才”，何以就浪費了呢？
　　順著這個思路往深入想，“細思極恐”：大師真品被調包——學院師生不知情正常借出觀摩、學習——受到臨摹者的誤導——師生信以為真進行再傳播……因為事發在高等美院，可怕的不僅是一幅作品的真偽好壞問題，而是一種藝術觀念無形中被偷梁換柱、像病毒一樣摧毀美學架構而傳播者和受眾并不自知的過程，他們都以為自己看到的是真家伙，傳播的是真美學。當然，這些后續，實際上已并不完全跟蕭元有關。
　　從辨析的角度說，如果廣州美院圖書館的出借制是完善的，那蕭元還能這么輕易地像在自家書房一般“取”走這么多作品嗎？如果圖書館掌管藏品庫的工作人員懂一點書畫，蕭元或其他人還能輕易調包嗎？在當圖書館的藏品要移交美術館這個對藝術品更專業的平臺時，蕭元便停止了調包行為，由此反證，上述的如果，只要有一個成立，蕭元作案之心就能收斂。
　　人，原本就有趨利之心，籬笆扎得緊，野狗鉆不進。當野狗肆無忌憚地鉆到自家菜地亂扒一氣時，在對施害者進行懲治的同時，是不是要問責一下留下籬笆空當的管理制度？須知，只要籬笆存有空當，服法了蕭元，還有蕭方、李元……依靠人的自律進行管理，是各種管理法則中最高級、同時也是最低等的方式。說它最高級，是在于被管理者必須有相當高的道德準則才奏效，說它最低級，是在于這種管理方式已經無數次被證明最能出問題。
　　從蕭元作案到事發這10年中，他是否有僥幸心理，我不知道。但這種案件，通常就反復闡明一個原理：不被發現，那就是隱性的巨大獲利者，或許還是單位功臣，被發現了，那就是罪人，是破壞者。一系列管理中的問題，非但損害了一個集體的共同利益，同時也是誘惑、勾引某些個體人走向罪惡的潘多拉之盒。
　　有一個數據比對也很值得玩味，蕭元出手的125幅作品，二級市場拍賣總價才3000多萬元，而剩余的18幅作品，卻被估價為7000多萬元。一般來說，藝術品在二級市場上的成交價，是所有成交價中最高級別的，18幅作品檢方委托估價居然是125幅作品拍賣價的一倍多，而那18幅中還有部分作品是拍賣公司認為是贗品的，盡管可能會有時間因素、尺幅因素的差異存在，但這種不對稱仍然顯得很蹊蹺——平均算來，也就是那18幅作品中的單件是125幅作品中單件的6倍多。事實上，廣東的兩家省級鑒定機構，對余下18幅畫的價格鑒定，結論也是迥異。這要不就是拍賣上出了問題，要不就是執法估價上出了問題。但無論哪種問題，是否也說明了一點：當藝術品的價格缺乏一個公開、公正、透明的價格標桿時，誰的話語權更大，那就是以誰的價格為準？這樣的藝術品估價系統，健康嗎？這也是蕭元案留給藝術市場的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