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大夫（攝影） 46×41厘米 1939年 吳印咸

駝鈴叮咚（攝影） 21.5×29.5厘米 1938年 吳印咸

　　本報記者 胡立輝
　　在奮起抗日的血肉長城中，有這樣一位特殊戰士——他胸挎照相機或肩扛攝影機這些當時尚不多見的“作戰武器”，奔走在血與火的戰場上，用手中的鏡頭定格了民 族歷史上無數或悲愴、或激昂的瞬間。他就是吳印咸——中國杰出的圖片攝影家、電影攝影家和教育家。他不僅僅是攝影史、電影史中的重要人物，更深深影響了中 國早期的圖像工作者。
　　影像所記錄的，是一段看似直觀，卻令人回味無窮的歷史。日前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的“光影見史——吳印咸誕辰115周年攝影藝術展”上，約230幅攝影作品橫 跨70年，包括大眾熟悉的《白求恩大夫》、《艱苦創業》、《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等作品，仿佛是鮮活復現了那段時空里的人和事。
　　光影見史，攝影何以動人？
　　以美術之名 開啟攝影的一生
　　1920至1923年，吳印咸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洋畫科求學，期間，他將目光投向攝影，并矢志一生。其藝術探索初期的作品多具有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的特點，如《曉市》、《田螺》等追求繪畫趣味的畫意攝影，表現出注重構圖和對黑白影調的實驗嘗試。
　　吳印咸生前曾撰文《親切的回憶》描寫道：“1938年秋天，在八路軍總政治部領導下成立了延安電影團，并決定首先拍攝一部長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這時 全電影團只有六人：除袁牧之、徐肖冰和我外，還有三位做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同志。我們也只有兩臺攝影機，一臺三十五毫米，一臺十六毫米。”當年“去延安 是要掉腦袋的”這句話是很真實的，但因為責任和熱情，他從十里洋場奔赴了炮火硝煙的戰場。
　　由此，與世紀同齡的吳印咸，作為中國革命史上諸多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記錄者，用手中的攝影機和照相機，站在時代和歷史的潮流中，忠實地記錄了中國民主革 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的風云際會。在長達70年的攝影藝術生涯中，他拍攝了數萬張黑白和彩色照片；拍攝了7部故事片和5部紀錄片，曾獲得全國 電影“百花獎”的“最佳攝影獎”；編著20余本攝影藝術專著；舉辦了近20次個人攝影展覽。
　　習慣上，人們總是把吳印咸的名字與國家視角的概念聯系到一起。20世紀30年代，受左翼思想的影響，其攝影創作表現出具有批判意識和倡導民族覺醒的現實主 義創作方向。《饑寒交迫》、《纖夫》、《乞齋果腹》等表現下層百姓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隱喻和現實沖擊力。在那個接觸不到太多畫面資料的時代，他的作品就 是鮮明的旗幟。
　　就此次展覽而言，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希望：“展覽能充分、客觀地呈現吳印咸的攝影藝術歷程，突出光影見證歷史的藝術價值與時代意義。”
　　原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現中國攝影家協會顧問陳勃說：“吳老用他的攝影作品展現了歷史的風云，攝影就是要為歷史留下一些東西。”
　　“我們從這里面看到了兩個層面的東西，既看到對歷史發展的再現，又看到一個藝術家怎么用他獨特的方式記錄與再現歷史，怎么用他獨特的方式去表現對歷史獨特的感受。”從3歲就瞅機會爬進吳印咸暗房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鐘大豐觀展后動情地說。
　　藝術在記錄情感的時候比歷史敘述本身更直接，因為這種情感是很難掩蓋的。曾策劃過吳印咸攝影展的策展人蔡萌認為，通過這個展覽，觀眾可以看到在那樣一個特 殊的歷史時期，影像如何記錄歷史。“無可置疑，吳印咸觀察歷史有著個人獨特的視角，他跟普通意義上的客觀記錄完全不一樣，很有主觀性。”蔡萌說。
　　以師者之名 開拓攝影教育原野
　　作為新中國攝影教育事業的主要奠基者，吳印咸在“延安電影團”工作時，于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曾撰寫出版過《攝影常識》的小冊子，并在延安舉辦過數期攝影訓練 班以培養攝影人才。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北京電影學院建院初期的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他在電影學院主政并執教了十年。
　　當時，吳印咸創新性地提出“三三制”教學法。由于那時攝影教員最多的時候將近30位，所謂“三三制”就是把這30位教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課堂上，在教學第一線；一部分不授課，全身心投入社會實踐，鉆研攝影創作；另外三分之一則是在家里備課。
　　吳印咸的學生和業務助手張益福前后十年跟隨老師工作學習，他向記者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當年吳印咸在延安時，那里沒有電，由于需要放大照片，他就想到用陽 光來放大。大家聽了很奇怪，相紙是怕見光的，他怎么能用陽光“放大”呢？吳印咸告訴張益福，他在戰士們放哨的崗樓上面做一個天窗，把皮紙放在上面，陽光投 下來，里面放大制作的人，靠外面報天氣的人獲得信息進行操作，太陽大就少曝點兒光，陰天了或有云彩就多曝點兒光。“吳老師鼓勵我們克服困難，多練基本功， 無論什么條件下也要克服困難去完成任務。他這是最真切的身教言傳。”張益福說。
　　吳印咸認為，攝影系的學生就是要練就攝影造型的能力和表現技巧，成為在思想上和業務上合格的專門人才。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在專業訓練方面，他不主張剛入校的低年級同學就忙于攝影創作，在教學之初，主要應該讓學生練基本功，而將創作放在高年級進行。
　　當年主要負責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技術方面的教學、課程組織和講授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劉國典也講道：“吳老主持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工作成績斐然。這些年來， 攝影系招生的人數是最多的，班次是最多的，培養的學生當然也就是最多的。吳老在培養人的問題上向來是十分珍視的，他珍視學生，更注重帶好老師，我們長期在 他身旁工作的人員感受是最深的。他主持的電影攝影教學最豐盛，最有層次，而且最為周到的。”
　　以觀看之名 解讀“光影見史”
　　回望歷史，吳印咸的攝影作品不僅記錄了中國歷史的諸多重要時刻，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在今天看來依舊不過時，很多作品都帶有對人文和美學的思考。
　　蔡萌認為，今天觀眾重溫吳印咸的作品，并不僅是在照片里懷舊，更重要的是觀者如何能夠通過吳印咸的照片發掘中國人自身的觀看方式和體系，能否將其作為一個話語資源轉換出來對應當下，這才是更重要的。
　　法國著名攝影師馬克·呂布曾說：“如果我漸漸喪失了對生活的欣賞力，那我的照片也會隨之黯淡，因為拍照就是去深刻地品味人生，品味每個百分之一秒的瞬 間。”關于此，鐘大豐分享了生動的事例：“我學攝影那會兒，同學之間經常會說一件事‘吳伯伯86歲，爬到公交車的車頂上拍一個全景’。一幫朋友會特勵志地 說‘這才叫真正干事情’。”
　　“尋找生活中新鮮的東西，這一直是吳印咸非常強烈的要求。他是把他的身心用這種形式投射到他的作品中去。所以，今天年輕人再來看他的展覽，需要從他身上學習和繼承這樣的精神。說到技術方法，或許今天已然更先進，但我們感受世界的方式不變。”鐘大豐描述說。
　　盡管如今攝影已是最喜聞樂見的群眾藝術，但愛好者不是攝影家。當如此眾多的人投入到攝影創作中來的時候，藝術的獨特性也變得水漲船高，攝影工作者要創作獨 特的藝術作品越來越難。或許，透過這一展覽，我們可以再思考：在大眾攝影時代，我們面臨的是拿相機干什么、拍什么的問題。
　　“不是說風光的、觀念的、當代的、抽象的不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人文攝影還是一個重點。拍照幾十年，我的體會是，攝影家固然希望有自己的風格，一個時期一個時代也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我要做的是，堅持始終把攝影的鏡頭當成幫助別人的工具。”攝影家解海龍說。
　　如果說價值感之于攝影是不能舍棄的要素，那么在攝影師的眼中，攝影的真相和意義是什么呢？對此，陳勃指出：“攝影人的責任就是記錄，用我們手里的照相機記錄歷史、反映時代，而不是一味過于表現自我、追求獵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