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不可以隨便講自己是讀書人。我和書發生關系，是因為這些年寫了幾篇文章，湊成書，人家就說：你是寫書的，抵賴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說成是優秀的散文家，這真是要命——我不過當了寫作的客串，但要我對人家說“我是讀書人”，這句話說不出口。
　　我碰到王安憶，發現她和我同屆，我們立刻有個默契：我們都沒讀過書。但是，我畫起畫來，她寫起小說來，莫名其妙都混到一點名氣，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簡單，就是，“文革”結束，非常荒涼。斷代，沒有人，我們就混出來了。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從前都有舊書店，作家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廠，他說他的讀書經驗就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下課跑到琉璃廠看雜書，就站在那兒看。上海有一條福州路，民國時期遺留的舊書店一家連一家，很多宋版書、明版書、清版書。我小時候經過這些舊書店，還能看到，雖然解放后公私合營，但世世代代舊書店的味道都還在。“文革”開始，一夜間搗毀、關閉，沒有了，現在琉璃廠還在，福州路還在，但再也恢復不了幾十年、上百年開下來的那種舊書店格局。
　　我前年到東京，問人家哪里是舊書店街？說是在神保町。我坐著地鐵去，一出來看到那條街，立刻想起小時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書店都很舊，小得要命，老板坐在書堆中，整個空間大概就像這張桌子那么大，在那兒吃便當，弄個小電風扇，一個小燈泡掛著。他不是窮，不是破爛，他是擺譜，他真的有譜可以擺：我這是多少世代的舊書店！
　　這就是咱們一天到晚說的人文積淀。我們這兒呢？全毀了，好好的傳統，沒了。
　　我說自己不是讀書人，也有點說反話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實話，后面一句是反話——讀書是很安靜的事情，房間里有人，一點聲音沒有，肯定在讀書，現在變成看電腦。看電視有聲音，吵得要命——論教養，你如果真是讀書人，你不會講出來，不會告訴別人。
　　你讀書也好，弄藝術也好，不要弄成一個身份——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會畫畫，你會做兩行詩，或者你會彈鋼琴，不要和人家說。這是我到國外才學會的。國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這個專業，他拼命躲，不講，我才知道：原來教養是這個樣子。但我們這邊不是。我出國前，從沒當面聽到哪個人說：我是讀書人，我是知識分子。很少有人說這句話。
　　1992年回國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發現真有人會說：我是做學問的，我是讀書人，我們讀書人怎樣怎樣，我是藝術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詩人，我是作曲家……我聽了，好害臊：這怎么好意思說出來呢？而且名片上還印著“某某畫院二級畫師”，然后打電話來：丹青啊，我通過一級畫師了，咱們吃飯、喝酒。這等于名片上告訴你說：我是處長，我是局長，我是廳長。我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怎么會變成一種風氣：一個人的身份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