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當代藝術圈,呂澎身份多重,策展人、批評家、藝術史學家、美院教授、美術館館長等。他的每一天幾乎都是圍繞著藝術進行的,即便在路上,在飛機上,寫的都是有關藝術的文字。與人談論或討論問題,也是藝術或藝術史問題,微博微信也幾乎都是涉及藝術的問題。
呂澎說:“我認為這是我的生活。”不過,在呂澎看來,很多情況下,藝術問題不可能與社會、政治、經濟以及其他一些領域分開,“所以,我是通過藝術在接觸和思考更多的問題。”近日,呂澎就當前的藝術熱點話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藝術收藏幼稚,需要兩三代人的努力
記者:近年來,中國藝術市場很火爆,這是不是中國藝術的“黃金時代”?對這個現狀你怎么看?
呂澎:目前看不到所謂的“黃金時代”,至于市場火爆也是過去幾年的事了。的確,這可以看成是一個走向成熟的階段,人們對藝術的認識有了變化。
嚴格地講,“黃金時代”與“市場火爆”都有很多問題需要探討,例如,什么叫“黃金時代”?誰的“黃金時代”?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今天的藝術存在于兩個空間:體制內與體制外。那么究竟是哪個空間的“黃金時代”?不過無論如何,體制內的美術“黃金時代”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走到了尾聲;而體制外的藝術在市場的支持下,活力是顯而易見的,可是,體制外的藝術仍然受大的體制的限制。因此,說體制外的藝術的“黃金時代”也是不準確的。
總的說來,中國藝術處在問題的時代,我們需要從藝術的生態與藝術家的工作中去發現問題。在這個被市場病態控制的時期,我們主要還是去尋找涉及到藝術的各個問題,以便揭示更大的社會問題甚至人類問題——藝術的確還是有這個功能。
記者:如今中國藝術品市場迅速崛起,藏家與投資者也越來越多,根據你的觀察,你覺得現在中國藝術市場的藏家和投資者處在一種怎樣的認識水準上?
呂澎:大多數進入藝術市場的人仍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藏家,他們最多是對藝術有興趣而已,或者說對藝術市場有興趣而已,專業的藝術收藏家目前少之又少,投資人或者投機分子占多數。
這里面當然有區分,對傳統字畫有興趣的投資人或者收藏家多于對當代藝術的投資人和收藏家。這是可以想象的,傳統文化對于任何中國人來說,較之當代藝術更容易理解并且也更具有文化的親和力。
面對這樣的情況,策展人和藝術史家的任務是艱巨的,他們應該承擔起藝術知識的普及以及對藝術的更為專業的教育責任。實際上,盡管收藏藝術與個人趣味有關,但是,收藏什么藝術與知識和文明有關。因此,從藝術史的角度去理解藝術仍然是最基本的文明態度,這不是說任何一個投資人或者收藏家本人不具備藝術的判斷力與鑒賞力。如果說不少人對古代字畫擁有相對完整的知識背景和文化理解力的話,問題主要還是回到了當代藝術。
記者:那么,如何解決人們對當代藝術認知方面的困惑?人們應該如何去鑒別每天出現的新藝術?
呂澎:中國缺乏普及性的藝術教育的歷史與基礎,即便大學文科教授,在面對今天的藝術現象時也表現出捉襟見肘與不知所措,這是他們從小沒有經過基本的藝術史教育的結果,包括20世紀60年代之前出生的知識分子,從小學到大學,相信他們幾乎很少參觀過美術館,更不用說系統的藝術收藏的展覽。這些都決定了今天的藝術收藏的幼稚、缺乏藝術知識與缺乏收藏的系統性。
所以,中國的收藏家與投資人仍然需要兩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其藝術知識的完整性與投資收藏的專業性。正是因為如此,除了學校教育以外,美術館、藝術機構以及策展人和藝術史家,應該承擔起普及和傳播藝術史知識的責任,提高整個社會的藝術知識水平,這樣,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藝術市場和藝術收藏就會更加成熟起來。
缺乏充滿想象力和理性、保持教養的藝術精神
記者:您如何看待這一百多年來東西方文化在藝術領域的撞擊?
呂澎:20世紀這一百多年的東西方文化之間在藝術領域的撞擊,包含著比之前500年更為復雜的問題。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核心問題是價值觀的碰撞,正是由于價值觀的差異,導致了這一百年來的藝術史中的所謂藝術問題也不簡單是風格、趣味、技法與習慣的問題。
人們習慣于將藝術史看成是風格史或者趣味史,可是,為什么一種風格被提倡被推動,而另一種趣味又被忽略、被壓制甚至被批判。這與20世紀歐洲藝術史的情況非常不同。
由于中國社會特殊的發展時期,西方藝術或者西方藝術的方法與風格,不同程度地被帶入時代的需求中,使得藝術問題不那么純粹。例如我們討論20世紀30年代的藝術,很難不將那些新興版畫的內容與制作方法同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現實結合起來。這樣人們很容易理解那些跟隨魯迅的版畫家為什么會接受歐洲表現主義的風格。
所以,了解這一百多年東西方藝術的關系,應該從更為廣泛和多方面的角度去觀察。
記者:如今全球化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經濟、文化、藝術生活,藝術家的創作背后實際上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你認為近百年來中國藝術的傳承與發展是否演繹出一種相對統一的“中國精神”?
呂澎:全球化使得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交往更為密切,這個趨勢導致一開始人們幻想著一種文化的大同??墒?,在冷戰結束之后,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發展相互仍然難以融合,就像亨廷頓注意到的,文明之間的沖突似乎更加明顯。歷史的基因導致不同文明之間不能夠匹配,各個國家與民族仍然在聲張著自己在傳統與文明背景上的特殊性。
但是,所謂“中國精神”卻也讓我困惑,盡管學者們對這類問題討論頻繁,藝術領域更是以使用傳統材料的水墨畫來表明“中國精神”的特殊性,可是,在一個迅速變化的歷史時期,分析這類問題要小心。想象力、理性以及教養,是一個民族取得安身立命并充滿活力的三個要素。在我看來,傳統的“中國精神”更多的是限于“教養”,在能夠導致科學發展的想象力和尋找新方法的理性方面,西方似乎更為擅長。如果我們今天或者明天要建立一種“中國精神”,我認為應該加強前面兩種要素。
中國畫是高級藝術,她集畫家的知識、智慧、品行與天賦為一體,所以稱之為“教養”。可是,西方藝術中的理性、激情、想象力以及改變世界的物理主義態度,也許仍然是值得我們理解和學習的。早年胡適等人高喊科學與民主,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記者:在今天,市場、資本強有力地介入到了藝術領域之時,一種承載“中國精神”的中國藝術的出路在哪里?
呂澎:20世紀中國的美術故事,講述的就是從藝術的角度找尋“中國精神”的歷史,可是,僅僅依賴于傳統的精神,即便是完全恢復過來,也是遠遠不夠的。藝術是想象力與創造性的產物,理性的制度與深厚的教養可以滋潤藝術,在這方面,還需要藝術家以及所有藝術關聯者的努力。
應該說,今天的確沒有一種充滿想象力、充滿理性、保持教養的藝術精神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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