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短暫火爆后，“新水墨”漸歸平穩。而相對于已經飽和的傳統水墨來說，它似乎還有各種可能。
　　2015年春拍已近尾聲，從各大拍賣公司的成交數據可以看出，在近兩年拍賣市場中異軍突起的“新水墨”板塊逐漸呈現出平穩狀態，前兩年火爆異常的場面有所收斂，成交價格沒有明顯漲幅，也沒有再出現很多動輒百萬元的記錄。業內人士認為，投資熱度的放緩，說明藏家對“新水墨”從追捧回歸到理性，從其發展的過程來看，這樣的結果也并不讓人感到意外。
　　平穩中守住一片陣地
　　6月4日，北京保利2015年春拍“水墨SHUIMO”專場在北京四季酒店舉槌。66件拍品在短短的一個小時內共斬獲6328萬元的成績單，成交率達78.79%。而在去年的保利秋拍“水墨SHUIMO”夜場中，34件拍品總成交額為2370.15萬元，成交率為73.52%。在看似平穩且有所增長的數據中，背后其實和名單的調整有關系。今年的保利春拍把“新水墨”延伸到了百年時間線上，張大千、林風眠、吳冠中、周思聰等人的作品數量大幅增加。在“年輕”藝術家中，只有徐累的《龍騎士》以207萬元成交，殺進TOP10。秦艾拿下場內年輕板塊的第二名——《軟黃金》最終以43.7萬元成交，相比去年秋拍《戀園》34.5萬元的成交價略有提升。高茜、曾健勇、劉琦等均有作品拍出，相較去年的成交價格基本變化不大。大部分新銳藝術家的作品明顯地回歸平穩。
　　而半個月前結束的中國嘉德今年春拍“中國當代書畫”專場，124件拍品成交了4085.95萬元，相比去年秋拍128件拍品8017萬元的成交額來說有所下降，其中“新水墨”藝術家徐華翎的《不如歸去》以172.5萬元成交，李津、武藝、劉琦等均有數件作品拍出。同樣，在今年蘇富比北京春拍中，包括王明明、馮遠、史國良、賈又福、田黎明、江宏偉等在內的當代水墨藝術家作品出現了流拍，但以徐累為首、多被歸納為當代水墨或者“新水墨”的作品卻依舊受到市場追捧。其中，徐累的《此去經年》以200.6萬元成交價易手，超出最高估價;劉國松、秦艾和姜吉安作品也均得到委托和場內買家的青睞，落槌價亦都超出最高估價。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今年香港佳士得“中國當代水墨”專場成交額為2677.5萬港元，相比去年秋拍的6067萬港元明顯減少。蘇富比北京“臥游”專場中也有20件作品流拍。匡時春拍干脆將過去獨立的當代水墨板塊與油畫合并。這些事實表明，如果將“新水墨”的表現置于大環境中來看，其表現還是較為出色的。
　　南京芥墨藝術館館長魯文認為，藝術品市場下滑與投資環境有關，近些年藝術品市場過熱，其中投機成分較大，產生泡沫是必然的，去年下半年開始股市走好，藝術品市場低迷與大量資金流向股市也有關系，“畢竟大部分投資者的目的是盈利，而非真正對藝術品感興趣。”作為拍賣界業內人士的蘇坡表示，當代水墨板塊在今年繼續下滑，說明泡沫還沒有擠干凈，所以市場應該還沒見底，但受影響較大的是傳統水墨，個別“新水墨”藝術家反而保持了一定成交量，這樣看來還是有一定成長空間的。從各大拍賣行的成交名單看，雖然不少作品流拍，但“新水墨”板塊中極具代表性的藝術家如劉國松、徐累、秦艾、秦修平、黨震等依然保持穩中有升的成交量。
　　市場圍繞傳統水墨展開
　　有業內人士認為，雖然“新水墨”在過去三年的拍賣市場上火爆異常，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近現代水墨與當代水墨市場出現狀況后的調整，“新水墨”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了傳統水墨的基礎。
　　其實，“新水墨”在學術上并沒有準確的定義和界限。大家所熟知的“新水墨”藝術家中，如李津、徐累、武藝、曾健勇、黨震等，有很多曾經也被認為是“新文人畫”、“新工筆”、“實驗水墨”藝術家，并且他們的風格也沒有明顯的趨同性。從藝術家的角度看，“新水墨”的提出對他們又有什么樣的意義或者影響呢?
　　青年畫家李晶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新水墨”其實和“當代水墨”、“實驗水墨”、“新文人畫”等一樣，只是一個概念。前些年提出了“新工筆”概念，有幾個代表人物在市場的驅動下逐漸形成一種潮流，帶動了一些人的創作取向，但聰明的藝術家還是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創作，不會受沒經過考驗的概念的影響。
　　在一些人看來，隨著市場的理性化，“新水墨”的熱度也許會逐漸減退，這個概念能否繼續存在人們不得而知，一切還要經過全面、細致、嚴格的學術考察。策展人杭春曉便認為，對“新水墨”的關注不能“固化”，如果以“定義”的方式來界定“什么是新水墨”，我們只會落入陷阱。“新水墨”并非“風格概念”，而是水墨的一種狀態，在這種視角下的關注得以深入，“我們相信新水墨會進一步自我激活，并在更為明確的問題情境中為我們帶來新的體驗”。
　　據了解，2012年冬天，一直火熱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曾出現過低潮期。在當年的蘇富比拍賣中，被視為市場保障的F4也接連敗走麥城。就在此時，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大全球頂級拍賣行推出了以“水墨”命名的中國藝術專場;緊接著，2013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舉辦了以“水墨”命名的東方藝術家的群展。一時間，“新水墨”的概念橫空出世，國內以“新水墨”名義舉辦的展覽也在北京、南京、山東等地不斷出現。就這樣，在國際環境的烘托下，“新水墨”在國內市場風生水起。一些業內人士表示，“新水墨”的概念似乎更像是由市場造就的，而與傳統水墨之間模糊的界限也為它贏得了更寬廣的市場通道。
　　越來越多新藏家介入
　　“新水墨”在快速成長期遭遇大環境的阻力，受到影響不可避免，但這還不足以讓它在收藏投資者心中失去位置。市場青睞“新水墨”絕不是因它受到了國際機構的關注，西方認為的“水墨”和我們理解的“新水墨”還有很多差異。因此，國內對于“新水墨”的一度追捧還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魯文作為機構管理者，曾經在芥墨藝術館成立初期組織團隊做過比較詳細的調研。他們在對大量30歲到50歲潛力藏家的調查中發現，隨著都市文化的發展，大眾審美在發生變化，當代水墨(當時還沒有“新水墨”概念)在價格、題材、表現手法上更符合這些藏家的消費需求，新一代藏家的介入會拉動這一類藝術家的市場空間。而作為民營美術館實力有限，運作年輕藝術家也更實際。
　　其實，年輕藝術家隨著新藏家的成長，受到青睞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市場的迅速膨脹也許會給一些還不成熟的藝術家帶來負面影響。年輕藏家白莎這幾年開始收藏水墨作品，他認為，所謂“新水墨”的概念對于收藏者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符合自己審美和消費能力的作品就會收藏。在接觸藝術家的過程中他發現，很多藝術家在“新水墨”火爆以后都標榜自己的作品是“新水墨”，但作品還是固有的風格，而且一些年輕藝術家非常現實，只在有訂單時才畫畫兒，平時還做些其他事情，感覺更像商人。
　　白莎所說的這類問題肯定存在，不過這也和大部分藏家的投機心理有關。有業內人士表示，國內的大部分水墨收藏者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收藏家，他們很多時候也通過藝術品的流轉獲得財富，很多藏家本身也是畫廊老板或者藝術經紀人。這或多或少影響了市場的健康發展。隨著市場的調整，一部分藝術家會逐步被淘汰，經過細致的學術建設和規范的市場運作之后，“新水墨”的前景還是值得期待的。“畢竟相對于已經飽和的傳統水墨來說，‘新水墨’還有各種可能”。這位人士強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