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前的1912年11月，上海圖畫美術院在上海乍浦路上成立，后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這在中國現代藝術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志著現代美術教育理念和教育體系的真正確立。該校成立后，涌現了第一代美術教授群體，他們是姜丹書、謝公展、諸聞韻、鄭午昌、俞劍華、劉海粟、張善仔、張大千、徐悲鴻、潘天壽、馬孟容…推薦關鍵字 海派百年前的1912年11月，上海圖畫美術院在上海乍浦路上成立，后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這在中國現代藝術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志著現代美術教育理念和教育體系的真正確立。該校成立后，涌現了第一代美術教授群體，他們是姜丹書、謝公展、諸聞韻、鄭午昌、俞劍華、劉海粟、張善仔、張大千、徐悲鴻、潘天壽、馬孟容、黃賓虹、汪亞塵、關良等，而其中以劉海粟、徐悲鴻、張大千、潘天壽為最杰出，被尊為海派書畫“四教授”。就藝術思想、創作方法及中西融合等方面來講，劉、徐、張、潘更具有文化使命、美學追求和開拓精神，從而積累了第三代海派書畫歷史發展與藝術創作的優勢，為海派書畫日后的表現形態和生存時空開辟了一個從傳統到現代、從國畫到西畫的寬闊平臺。
　　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執著的從藝歷程
　　與海派前期領袖或名家如任伯年、胡公壽、吳昌碩、王一亭、曾熙、李瑞清等相比，劉、徐、張、潘四人大都有留學或留洋的背景，他們的人生經歷是十分獨特和豐富的，并有著執著的從藝精神。
　　劉海粟富有激情和魄力，具有強烈的叛逆性，為了反抗封建包辦婚姻，他只身出走上海，年僅17歲就與友人一起創辦了上海國畫美術院。并開創了諸多第一，如首創女子裸體模特人體寫生，為此遭到封建遺老的攻擊，他于是自稱為“藝術叛徒”。并在舉辦了個人畫展的海報上，公然印上“藝術叛徒”四字，可見不屈不撓的開拓精神。以后又赴歐洲及南洋舉辦畫展，推介中國畫藝術。
　　徐悲鴻從宜興鄉間初到上海時，因默默無聞而工作無著，但依然堅持畫畫。后憑著扎實的功底應聘到哈同愛儷園中畫畫，從而開始接觸海派文化藝術圈中的高端人士，如康有為、王國維、羅振玉等，境界大開后，積極參與傳統文人畫的創新變法。后為了全面學習西方的繪畫藝術而赴法留學，從此執著于中西繪畫的創新變法。
　　張大千的人生經歷更是富有傳奇色彩。他天才早熟，四歲學詩，九歲學畫。后隨哥哥赴日，學習繪畫和染織。來上海后因婚變而入松江縣禪定寺出家為僧，法號大千，大千之名由此而來。但他割舍不了畫緣，百日后還俗。為了學習傳統的中國藝術精華，他在1942年舉家遠涉敦煌臨摹壁畫，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艱苦生活。
　　潘天壽自小鐘情于繪畫且志向遠大。他在27歲時就和諸聞韻一起創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國畫系。當時的書畫市場很紅火，不少教授在教書之余紛紛賣畫。潘天壽的畫因畫風獨特而頗受推崇，但他卻很少賣畫，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學及著述。潘天壽在上海的5年多時間，是奠定他日后成為大師的關鍵時期，他除了師從吳昌碩外，還觀摩了石濤、石谿、八大、青藤、白陽、老蓮、板橋等人的真跡，與劉海粟、張聿光、俞劍華、汪亞塵等人切磋畫藝。
　　睿智的學藝方法和大膽的變法精神
　　劉海粟、徐悲鴻、張大千、潘天壽屬于第三代海派書畫教授群體中的佼佼者，他們各自以睿智的學藝方法和大膽的變法精神，完成了從精英到大師的攀登，全面提升了海派書畫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
　　劉海粟不僅將自己創辦的上海國畫美術院作為他實行中西繪畫變法實驗的基地，而且本人也致力于將中西繪畫的方法及技巧互相變通。1919年，他到日本考察繪畫及美術教育后，還出席了日本帝國美術院第一次美展開幕式，回國后即改革了國畫美術院的課程并增添了設備。1920年10月，他又代表中國新藝術界到日本參加帝國美術院開幕大典，和日本著名畫家藤島武二、橋本關云等聯誼論畫。1929年，劉海粟遠赴歐洲考察，曾與畢加索、馬蒂斯等大畫家切磋畫藝。1930年，比利時政府聘他任比利時獨立百年紀念展覽會美術館審查委員，其國畫《九溪十八澗》獲榮譽獎。
　　徐悲鴻在從藝之初就懷著對傳統國畫強烈的求變求新的追求，并且始終在探索外來油畫創作的民族化與時代性。他在哈同的愛儷園作《倉頡像》時，生活條件及待遇都是較優越的，但他卻在拿了一筆稿費后，毅然踏上了赴日本考察之途，并結識了日本著名書畫家、收藏家中村不折。徐悲鴻歸國后立即傾力于中西繪畫的交融變通。1919年，在北大校長蔡元培及教育總長傅增湘的幫助下，他獲得公費赴法留學的名額。在法國時，他拜著名畫家弗拉芒格為師，后來他又結識了法國著名的現實主義畫家達仰，并參加畫家的茶會，經常與法國畫家交流探討。1927年5月，徐悲鴻所畫的9幅作品全部入選法國國家美展。1928年初，他在上海與田漢、歐陽予倩一起共同創辦了南國藝術學院，任畫科主持教授，從此開始了他中國繪畫中西交融的發展之旅。
　　張大千是蜚聲國際畫壇的中國畫家，正是他以精湛的筆墨、瑰麗的色彩、恢宏的氣派、雅逸的意境和鮮明的畫風，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畫的藝術魄力、審美價值與高邁技巧。而這種藝術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他睿智的學藝方法和強烈的變法精神。張大千自小善于感悟，天分極高，后來在上海拜曾熙、李端清為師，達到了較高的發展起點。另外，他又與當時海上的大收藏家龐萊臣、吳湖帆、張蔥玉等人交往，提升了自己的眼界。而在他個人從藝歷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是他在敦煌臨畫的兩年多時間，這段經歷為其在藝術上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與新高度。正是莫高窟的大壁畫、大氣象、大境界，促成了他的大開悟、大智慧、大變法。
　　潘天壽自小就癡迷于繪畫，高小畢業后，他考進了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深受經享頤、李叔同的影響，幾乎把全部課余時間用在書畫篆刻上。后來他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成了年輕的教授，更加致力于探索中國畫的筆墨表現新方法，以筆簡意遠而韻勝度高、奇崛才辣而生澀凝練為畫風特征。潘天壽正是以自己善于吸納傳統、借鑒前賢而又敢于創新求變、自辟蹊徑的藝術創作，在名家云集、精英匯萃的上海畫壇脫穎而出。1928年，潘天壽赴杭州出任剛創辦的杭州國立藝術院的國畫主任教授，從此確立了他中國畫傳承創新的藝術走向。
　　突出的社交能力和優化的教育方法
　　劉海粟、徐悲鴻、張大千、潘天壽身上都體現了突出的社交能力。歷史地看，他們都投入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在那個狂飆突進的年代，他們煥發出了巨大的社會活動能量。
　　劉海粟以極大的魄力與膽識創辦了上海國畫美術院后，即廣招賢才，結交名流，特聘了蔡元培、王一亭等人為校董，還先后邀請了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陳樹人、沈恩孚、葉恭綽、章士釗、徐志摩、胡適、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到美專講學。同時，他還與友人一起創建了天馬會，和志同道合的美術界人士共同探索藝理及創作，并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專業性雜志《美術》。他于1929年和1933年兩度赴歐洲考察，并成為法國巴黎格朗休克美術研究院研究員，后又游歷了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與當地的著名畫家雅興聯誼，結交了不少朋友，從而擴大了中國畫家在國際上的影響。
　　徐悲鴻與他同代的畫家相比，具有很強的社會參與意識和公共人文精神。他于1917年從日本考察歸來后，如與蔡元培、胡適、李石曾、朱希祖、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組成教育研究會，這些人不僅大都是一流的學者、教授，亦是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由此可見，徐已融入這個群體并投身于時代激流。1919年徐赴法留學期間，亦在法國美術界拜師交友，贏得了法國畫界的認可和推崇。為了提高和擴大中國畫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他又攜畫赴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德國和蘇聯等地舉辦《中國近代美術展覽會》，開展藝術交流。此后，他又應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之約赴印講學及辦展。抗戰期間，他赴南洋舉辦籌賑畫展，還與檳城的僑領駱清泉結下金蘭之盟。
　　張大千生性豪爽，在同時代的海派書畫家中，他是最具名士氣質與海派性格的。他在海派書畫家中結交廣泛，先后與黃賓虹、吳湖帆、劉海粟、鄭午昌、徐悲鴻、龐萊臣、黃君璧、李秋君、謝玉岑、謝稚柳筆墨聯誼、丹青結緣。1925年舉辦第一次個人畫展后，他就時常與黃君璧、謝玉岑、謝稚柳等結伴游歷名山大川，寫生作畫。在上海秋英會中，他以詩、書、畫嶄露頭角，在當時就有了“南張北溥(心畬)”之說。徐悲鴻贈詩曰：“其畫若冰雪，其髯獨森嚴。橫筆行天下，奇哉張大千。”
　　潘天壽是具有“臺州式”硬氣的藝術家，但他為人真誠坦然，從而頗結人緣。他對諸聞韻、張聿光、汪亞塵、諸樂三等畫友，十分尊重友善。唯其如此，潘以其人格畫品，頗得時譽及威望。他在上海新華藝專和杭州國立藝術院擔任主任教授，以藝德服眾，深得師生好評。當時杭州國立藝術院的院長是年僅28歲的林風眠，西畫教授是大名鼎鼎的吳大羽，圖案教授則是頗受魯迅贊賞的陶元慶，潘與他們均相處和諧。
　　劉海粟、徐悲鴻、張大千、潘天壽作為大師級的教授藝術家，他們各自有著在藝術院校當校長、院長、系主任等的資歷，從而在教書育人、培養桃李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并以他們的言傳身教及因材施教的實踐，形成了造就美術人才的有效機制，從而為日后的中國畫苑輸送了精英與大師，如錢鼎、吳茀之、張書旂、許士騏、蔡若虹、李可染、程十發、來楚生、謝之光等，這是應當引起關注并加以研究的藝術教育現象。另外，劉、徐、張、潘在文化藝術上的精湛造詣和卓越才能也是不容忽視的，他們都是詩人，其創作成就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而且他們著述頗豐，有畫論、畫史、畫評及考證。他們作為第三代海派書畫家的后期領軍人物，共同構建了那個時代的輝煌，并遺澤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