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雛菊與罌粟花》

　　2015年4月11日，由廣州市融熙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廣州新電視塔管理有限公司主辦的2015年第一場藝術大講堂在廣州塔五樓珠江廳開講。主講人朱紹良是古代書畫收藏家，曾于2010年被《收藏家》雜志評為全球華人收藏家榜首。在講座中，他結合今年蘇富比、佳士得等春拍所展現的新訊息，為聽眾分析當下收藏“新常態”。
　　王中軍有沒有買錯？
　　這些年來，中國的大藏家不僅樂于到國際市場上回購中國古代書畫、瓷器、玉器、青銅器等藏品，也漸漸將目光投向了西方藝術。2013年王健林以2800萬美元在紐約佳士得購買畢加索《兩個小孩》、2014年王中軍以6200萬美元在紐約蘇富比購買梵高《雛菊與罌粟花》，都是這方面的代表性實踐。但是，在朱紹良看來，“中國人現在有錢了，也愿意到國外購買藝術品了，可是人家還是覺得我們是‘土豪’。”
　　在講座開始時，朱紹良就提出了問題——為什么英國人發財稱之為紳士，美國人發財稱之為托拉斯，日本人發財稱之為財閥，唯獨中國人發財后被叫做土豪？他認為，這與我們在選擇藝術品時所持有的眼光有關。
　　朱紹良舉《雛菊與罌粟花》為例說：“非常可惜，這并不是梵高作品中前十位的。王中軍本身是學油畫的，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最崇拜的就是梵高，在一個場合，我當面問他為什么要買這件作品，而不買同一場的馬奈的代表作、在西方出版著錄無數次的《春天》？他回答我說，‘我買回去馬奈，問一百個人能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名字就不錯，我拿回去梵高，一百個人里面總有一半知道他’。馬奈的《春天》無論是藝術造詣還是在美術史上的價值，都遠遠超過《雛菊與罌粟花》，王中軍做出這樣的選擇，多少是出于擔心拍回到中國后的無奈。”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今年3月的佳士得安思遠專場拍賣上。朱紹良認為，雖然安思遠是西方藝術界所公認的獨具眼光和品位的收藏東方藝術的大藏家，但是在這些拍品中，仍然存在個別“高價成交卻物非所值”的現象。例如3月17日晚間拍出的一套四張明代黃花梨圈椅，以968.5萬美元成交，創造了黃花梨家具拍賣世界紀錄，但朱紹良則表示：“我和馬未都先生討論過，它只不過是安思遠把故宮博物院的修復專家請到美國，把它的皮殼包漿做得非常好，968萬買它，真是‘土豪’了一把，這圈椅不過是實用器，不是觀賞器、陳設器、祭器，更不是孤品。它根本不值這個價。隨后在紐約蘇富比上拍的那件明代鄭和書法寫經《發心愿》，同樣是明代的東西，我想有文化的士紳一定會選擇再大一口要寫經。”
　　同樣在安思遠珍藏專場上，有三件銅器的成交也值得作一比較。首場拍賣第一件拍品“西漢鎏金銅坐熊擺件”被英國收藏家以285.3萬美元的價格收入囊中；西藏11/12世紀的銅瑜伽士坐像以486.9萬美元被上海藏家劉益謙拍入，創西藏雕塑拍賣的世界最高紀錄；另一尊尼泊爾13世紀的鎏金銅觀音立像，成交價822.9萬美元，創尼泊爾雕塑拍賣的世界紀錄，據稱也為中國藏家買入。朱紹良分析說：“三件相比之下，英國人贏了，這件漢代金熊雖然小，但是它包含的文化價值是最高的。買鎏金銅觀音的那位中國藏家輸了，它是尼泊爾的，原因就在這里。”
　　“藝術品的價值是擱出來的”
　　在藝術市場上，作品價值與價格不對等的情況時有發生，在高價購得的藏品有可能并非物有所值的另一面，是“物超所值”的可能性，朱紹良觀察到，今年春拍中表現出“天價成交也許是撿漏”、“藝術珍品可能低價成交”的現象，這說明藏家對一些藝術家和藏品的功課還沒有做足，研究還沒有到位，但同時也就為有準備的人提供了“原始股”。
　　朱紹良告訴大家，總體來看，今年紐約春拍顯示“中國古代書畫表現靚麗”，對于古代書畫收藏，他認為一定要收宋元書畫，因為在中國書畫造詣方面，確實存在著“今不如昔”的遺憾。“宋代是我們中國繪畫最頂峰的時期，后來的畫家難以企及”。
　　在講座中，朱紹良始終強調“藝術品價格的增長會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因此不能像對待股票、基金等投資方式一樣，看到漲價就立刻出售，而要沉得住氣，“藝術品的價值是擱出來的”。另外，收藏應該求“精”而不求“多”，收藏十件一般作品還不如收藏一件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