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登于《昆明航空》2015年3月刊
　　盡管是周末，云南民族博物館外的林蔭道上依然是人影稀疏，走進道旁的徐浡君工作室，卻意外發現這里異常熱鬧。各色人物在狹窄的空間里觀賞并議論著，一位女士對身邊的朋友說：“現在兩三萬的玉石也都是邊角料，送不出手，還是選畫好了。”朋友點頭表示同意。在她們眼前的畫布上，花朵在精細也狂亂的筆觸下顯得撲朔迷離。
　　站在門口的便是徐浡君，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場面，面對畫室里這群“藝術消費者”，他表現出一個藝術家恰當的距離感和游刃有余。等顧客購得了心儀的畫作一哄而散之后，徐浡君抱歉地對我們說：“不好意思今天一開頭讓你們看到的是這一幕。”
　　徐浡君在45歲的時候對自己說，要在50歲時做一個獨立自由的藝術家，不受制于機構和體制，不受制于思想和觀念。這讓他稍感尷尬的一幕恰是他目標實現的一種證明，他靠藝術創作來生活，擁有自己的消費群體，不再靠所謂的高平臺來證明自己，也不用求別人說好話。健康的市場運作恰能幫助藝術家保證獨立的姿態并延長藝術生命。
　　他在堆著書和雜志的桌子前坐下，匯聚起神采，仍是那個徐浡君，那個他自己口中的“繪畫作者”，那個藝術的講述者。
　　2014年對于徐浡君來說是豐富的一年，12次個展辦得有聲有色，媒體采訪應接不暇。他的《蝶戀》系列獲得了成功，就連還沒計劃向外界推廣的K.S.T.系列和《后意念》系列也得到了業內的好評。回顧這一年，徐浡君的感慨很真實。
　　“有時候會遇到上午一個采訪、下午一個采訪，今晚又有一個展覽，還要講話，很累。我現在想要回歸，希望一個人靜靜地閉關，畫畫。骨子里想要看淡，但現實中吃五谷雜糧，總會有點俗……不管怎樣，心里還是有句話——大象無形。”
　　他開始要求在刊物上抹去任職履歷，“寫上‘作者’就好。”8月，他和女兒去西藏的阿里轉山，希望用這種方式觀察信徒們的精神世界，也用隨身帶著的萊卡相機意外偶得了幾張好片子。
　　K.S.T.、后意念、人文攝影……在這一條藝術回歸的道路上，徐浡君有幸擁有多種“自畫像”，他以頑固的藝術基因來選擇圖式，用獨特的藝術語言所來創造畫面。他說：“自畫像回照著自我，畫出了我的表述、我的情感、我的藝術視覺。”在記錄的過程中，他看見了自己。

　　藝術和美沒有關系

　　女兒剛從美國回來時，家人建議徐浡君教教她繪畫的東西。然而徐浡君知道，一旦“教”起來，就是素描、色彩、結構、透視，“學院派的那一套”會把感性的東西抹殺掉，到頭來又是按照形式和規范來做。因此他帶著女兒去了包括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在內的各種展覽，毫無保留地自由交流，他認為女兒在這種不受約束的學習環境下能獲得更多知識。
　　“我們的美術教育體系很少培養出真正的藝術人才，而是培養工匠。這樣的人一生奮斗所取得的成就和藝術是沒有關系的。”讓他憂慮的是，謬誤比無知更可怕，讓人從謬誤中回歸正確的軌道接受新事物，很難。
　　作為一個“有思想的學問型油畫家”（評論家黃丹麾語），徐浡君不可避免地思考著關于藝術的一切。他不僅認為談論藝術品位時只有“高”，沒有“雅”，因為“雅”的標準在不同文化環境中是完全不同的，現代都市審美中認為大俗的紅花綠葉配，卻被少數民族中鐘愛，有關民族傳統與身份認知，有它自己的文化屬性；也認為藝術和美沒有關系，不能輕易加入“美”去界定，肌肉線條的優美也好，積極向上也好，都只是藝術的冰山一角，扭曲、晦澀、深仇大恨，藝術包容“惡之花”才不違背“真善美”中最重要的“真”。
　　他畫著、思考著，終于遇上了來自靈魂的選題。《后意念》系列便是他選中的課題，起初只是偶然的一張，然而現實中簡單的花瓶和花卉被精細的筆觸和色彩分布輾轉遷移到畫布上的時候，“此刻的瓶花已不是客觀、自然與原初意義上的物象，而是主體意念的物化和人的本質精神力量的對象化。這種“人化的自然”揭示了后現代社會中物欲的膨脹以及人與自然的疏離，試圖以此修復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具有明顯的后生態主義文化理念。”他看到了自己藝術積累的迸發。

　　我反對大合唱

　　圈外人總喜歡問：“你這幅畫是想表達什么？”，面對這樣疑問，徐浡君如是說：“公眾經常會提到要表達什么，把畫作、圖式的東西跟生活接軌。畫表達什么，這個提問在它本身的架構里是沒錯。然而我要表達的，就是語言性的創作，就像王小波在敘述上的創造性。”徐浡君指指桌上的《青銅時代》，他善于用文學來做類比，秘魯作家略薩的作品也在他的書堆當中，“社會語言豐富性，對文化的貢獻不可小覷，如果把20年以來的新詞匯抹去，我們表達現代生活將詞不達意。我的畫面內容是似是而非、撲朔迷離的，就像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觀賞者可以自己去理解。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創造自己的藝術語言。魯迅、錢鐘書、莫言，他們的藝術表達一定和生長的地方以及成長經歷有關。每個人都是一樣，但最終能不能形成自己的語言就是造化了。”
　　徐浡君的話解答了我的疑問，藝術可以不講故事，講故事并不是繪畫的必要職能。在土耳其和法國，他看到了很多講故事的繪畫，然而藝術的功能是有時效性的，他要解決的是繪畫的課題。
　　徐浡君的藝術修養極為廣泛，從版畫、水墨、油畫到攝影。在一篇題為《我拍照拍什么》的文章中，徐浡君寫到：“拍照同繪畫一樣，這里需要說明，我說的繪畫是真正意義上的繪畫，是‘自畫像’。鏡頭外的東西無非是一個流動影像，重要的是感性和理想的轉化，這是綜合了拍照者一切的集合。”他認為自己所表現的畫面首先要關照的是自己的藝術視覺，記錄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但在記錄過程當中要能看到自己，看到個體的差異性。“我反對群體，反對大合唱，反對濫竽充數。”
　　我們不可避免地談到了先鋒和創新，盡管他說這個行業雖然需要先鋒，但實際上死水一潭；盡管他說到創新的時候也承認會覺得惶恐無力，因為文藝復興以后，西方藝術家幾乎把能玩的都玩過了，但他的嘗試可謂大膽，他一方面將西方印象派、德國表現主義、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德國新表現主義以及中國傳統文人山水畫的寫意性進行了有機的糅合，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雙向互補；另外，他的風景畫又帶有一定的抽象性，這種抽象更多的是“意象抽象”，即舍棄不必要的細節，突出或強化典型化的場景和物象，以最大程度地張揚主體的審美情感、藝術理念。
　　當我問他是否視“創造語言”為使命時，他說：“‘使命’這個詞對于我來說絕不是豪邁的，絕不為他人服務。我要尋找符合自己精神氣質的東西，使命對于我來說是獨立的精神狀態，是只屬于我一個人的使命。”

　　我喜歡冒進

　　四五年前，創作“后意念”時，徐浡君處于癲狂的狀態，夢境和潛意識里會有閃爍的東西，他用畫筆來解讀自己的夢境，由腦袋來支配畫筆，博得了眾人喝彩。
　　“如果僅僅做一個工具的話，我可以是一個很稱職的工具。說什么大畫家、大藝術家，‘大’這個詞很俗，我不認為存在大小，只希望通過這些作品，來到達自己獨一的高度，絕不雷同。K.S.T.系列的創作是有跨度的。對著景，藝術家每個人經驗不一樣，畫面語言創造性和表達性不一樣，會采用相對有差異的手法來表現。我喜歡冒進，藝術需要被顛覆。如果我是喜歡保守的人，會用同樣的方法去畫五十張畫。但是我本人不會，一個系列對于我來說就是一次實驗。K.S.T.代表的喀斯特本來就具有獨一性和多元性。”
　　K.S.T.系列前期的作品如《三月》以大寫意式的筆觸描寫房舍、樹木與土路，仍然充滿了中國藝術精神與中國藝術氣韻；后期作品如《唯博邑》，以新印象主義的手法描寫天空、林木，色彩炫目明快，肌理灑脫自如，給觀者以極強的視覺沖擊力。有時面對同一片土地，僅僅因為一個夜晚想法和感覺發生了變化，他也會將變化表現在畫布上。
　　除了K.S.T.和“后意念”之外，徐浡君還計劃創作一個M.T.F.系列，意為冒煙的工廠。他毫不避諱地承認這個主題帶有對現實的批判性和話題性。
　　徐浡君作為一個成熟藝術家的特點不僅表現在他的自信和大膽上，還體現在他對自己文化基因的敏感和認同。他說自己現在不會再滿世界去找藝術語言了，西方語言在它自身的框架內，“你不是吃著洋面包長大的，也不在那個環境里，硬是要弄西方那一套，俗話叫不接地氣，就是沒有文化屬性。”
　　讓他不解的是，人們說到“云南特色”就是雪山、瀾滄江、少數民族……“他們忽略了人的特點，一個人的文化基因和屬性更是他自己，就像暗流，看不到，卻在每一個人的命運中沖流激蕩。”
　　他十分珍視自己身上云南人的基因，這一塊土地誕生出來的智慧絕不會是地中海那種色調。我好奇地問徐浡君這種基因在他身上是如何體現的。他說：“從我個人來說，是刺的，是帶錐子的人，我性子直，畫畫有力度，享受大砍大殺的感受，這是我性格上的投射。”

　　重復是一種修行

　　在交談的過程中，徐浡君幾次提到藏傳佛教。他認為文化需要一種封閉，就像上師、活佛們，一生沉靜在自己的藏文化中，盡管在衣食住行這些外圍的東西上也跟著時代發展而改變著，然而他們的思想卻有著堅固的壁壘。
　　“我覺得這才是人與人的不同，人群與人群的不同。文化大一統之后去城市旅行已經失去意義了，每個地方的建筑景觀以至人的生活習慣都在趨同。地方沒有特色，體會不到文化的差異性。盡管西藏和過去也有很大變化，但深山中寺廟的建筑形態、地貌、人的精神訴求都沒有被外面的世界同化。信徒一生下來就為一件事——朝拜，這是哪來的精神力量，我得去看一看。”繞著岡底斯山脈主峰、被稱為“神靈之山”的岡仁波齊，他和女兒共同走過58公里的朝圣之路，盡管行程艱難幾次想退，但最終還是向神山祈禱，相互攙扶著走完了全程。在他展現給我們的黑白照片里，岡仁波齊在整齊的瑪尼堆后威嚴而靜默，似乎展示著什么叫做“永恒”。
　　藏族獨特的人文地理給了徐浡君許多啟示，他不再執著于一時一事的所謂“成就”，因為在他心里，人的智慧存在著一個個山峰，就像同被敬為神山梅里雪山、岡仁波齊、雅拉香波……它們在藏區各自成峰，各領風騷。我們的思想也可能到達一個又一個高度，而不是到了一個高度后必須往下，他希望在自己藝術生命里，見證一個個高峰。
　　就像轉山一樣，徐浡君近幾年的藝術創作都是長途跋涉，他不滿足于在無限制的嘗試中蜻蜓點水、淺嘗輒止，而是期待每個系列都是一個悟的過程。從一百幅“蝶戀”到五十幅K.S.T.，徐浡君有自己的創作習慣，他靜心于體悟畫筆在畫布上落下時的觸感，相信“重復是一種修行”，這種重復并不是畫面的重復，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猶如信徒一遍又一遍念出“南無阿彌陀佛”，不斷累積以期進入高妙境界。“后意念”的創作又是一次修行，用看似沒有變化的一筆一刷耐心地排列、構架出心目中的圖式，重復無數細膩的筆觸，直到畫布上幻化出迥異的圖像，記錄下徐浡君這一趟身心苦旅，也記錄了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萬千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