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是并未接觸禪宗的人，因為他不懂中文，也沒有讀過《老子》，但他是重視內心的悟道者，用佛家來講，所不同的是“名相”不同，名相之后才有真相，真相不受名相限制，是無滯無礙，處處相通的。他是二十世紀西方當代藝術的最具代表的人物，他生于法國，少年習畫，二十來歲就已經成為巴黎繪畫界的先鋒派畫家，也屬于最早探索立體主義團體中的成員。1913年他的《下樓的裸女》在美國著名的“軍械庫展覽”中引起轟動，這件作品被美國人視為最出色的歐洲現代畫家。但他一直使自己游離于西方任何畫派之外，在他看來藝術不過是人類生活的“游戲”而已。由于杜尚一生都保持了這種游戲般的自由，所以生活的瀟灑自在，并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他的藝術成就竟然是因為他疏于勤奮而取得的，他被認為是二十世紀藝術史上最了不起的藝術家，并認為他所開創的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個時代。由于杜尚的藝術思維早已逃開了西方那張實證主義的密網，對于他人們越是研究，越是不能自拔，越是難以究竟：是什么導致杜尚這個人如此特殊？如此影響深遠？認識杜尚的人常常嘆息：“杜尚非常吸引人，而你卻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如此吸引人。”他們描述他從不失態，優雅從容，他以一種終身的鎮靜對身外之事表現了他的不在意與淡泊，朋友們也注意到他嘴里常用的字是“YES”，不是“NO”。這讓我們想起了《莊子·德充符》文章中對于哀駘它的描述：“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孔子稱哀駘它是“才全而德不形”者，他“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故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這種“乘物游心”的悟道人與杜尚何其相似！也許杜尚與西方大多數的藝術家不同的地方，正是他的藝術是以生活的境界作為自己最求的方向，而不是把藝術作為他追求的目的，即使藝術的成功會給他帶來無限的榮耀和財富，但這在他看來與生命自由的價值來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杜尚就是一個“宏觀”的智者與造物者，他與中國禪道思想驚人的相似。中國的文化藝術是為人生的，它的功能是“體道悅性”的人文化育，而西方的藝術是為藝術而藝術，他的功能是展示人類偉大的創造力，但它在為藝術的過程中，逐漸出現了個人境界與藝術風格的分離，到現代主義后，人們愈發忽視個體精神與作品的緊密性，而杜尚是一個特別，他甚至打破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到此與中國所倡導的禪宗的內省化、生活化愈發的接近。西方的藝術在經歷了古典寫實、現代主義之后，各種繪畫觀念幾乎挖掘殆盡之后，杜尚所體現出的哲學讓人們驚詫，藝術表現應當“不舍一法，不取一法”而終究是為心靈服務的。    

 

    相比于杜尚，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波洛克和羅斯科就不能如此“平淡”，因為他們總想“與眾不同”，總想名利雙收，所以他們的藝術注定是痛苦的，注定是遠離內心的，甚至最終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痛苦。他們雖然也創造了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但這種語言本身也成為了自己的枷鎖，因為他們沒能以自己生活的境界來統攝自己的藝術，使自己成為了自己藝術的奴隸。波洛克的“滴畫”是他從寫實到變形到抽象一點點演化而來，但這種自由的繪畫方法使他與歐洲傳統任何一種畫法都產生了斷裂，所以比他早的畫家馬宋(Andre Masson)在做過這種試驗后，就很快放棄了，理由是“這種方式太限制人了”，波洛克努力尋求自由的表達卻最終失去了藝術表現的自由。羅斯科也是當自己的高度的抽象語言走向極致時，因無法擺脫自我，也同樣走向了藝術的死亡，因為他的藝術因為追求藝術純粹化，而完全脫離了生活的本質而枯竭。而杜尚是用自己的“初心”來統攝生活與藝術的，初心就是一個人的天性的純真狀態，即老子所說的“赤子之心”，也即混沌未分的“無分別”的心理狀態，這種狀態在道家和禪宗修習中都極為重要，它們認為“道”就是因為我們人為的意識分裂而導致的喪失，所以意識精神的“完整性”極為重要，而名利等外在世界極容易對這種“初心”形成破壞或顛覆。杜尚雖然沒有接觸禪道，但其用意卻和禪道所指吻合，他說：“我不想把自己鎖定在任何位置上，我的位置就是不具備位置，不過，這一點是不能拿出來談的，你一旦張嘴談論，你就把這個狀態破壞了。”杜尚在生活中真正的做到了老子所推崇的“寡欲”、“不爭”、“無為”、“慈柔”的精神狀態，因此杜尚在擺脫了世俗的成功之后(“損之又損”)進入了自由。風格的約束，甚至藝術的定義都不能來限制他，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把瓶架子拿來當藝術品，甚至把小便池拿來當藝術品，但他的自由性都是有所指向的，即：針對人們的執著與僵化，針對時下的語境，及時的做出他的回映。他的《蒙娜麗莎》(1919)是如此，他的《泉》(1917)也是如此，當他得知大家非要從他的小便池上尋找視覺美感時，他感到了失望并感到了他這件作品用意的失敗，他的藝術對他來講就是體現他生活態度的健康與完整，他想讓藝術改道，把從人們對藝術品的美的視覺的欣賞轉移到對人心的修正當中，他說，藝術是關于思想和態度的，而不是繪畫和雕塑，這才是他的藝術的目的(畢加索正相反，認為藝術就是視覺體驗)。

 

    杜尚一生都在從容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從來不著急，從來不刻意求成，他喜歡用沉默、緩慢、獨處的方式面對急功近利、物質至上的城市消費文化，他也不滿意于每個畫派的自我標榜，這也是他拒絕加入任何一個藝術流派的原因，他一生在藝術上做的主要就是表了個態：讓藝術等于生活，讓我們從此用平常心去看待藝術，表達藝術。在當時各種藝術流派風行的美國，大家都認為自己的藝術觀念是唯一正確的，驕傲的藝術家很少接受別的藝術觀念，但即使如此，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德庫寧也不得不承認：“有一種一個人從事的運動，那便是杜尚，對我而言，這是個真正的現代運動，因為它預示了每個藝術家覺得他能夠做的一切，這是一個為所有人的，向所有人開放的運動。”這個美學立場的轉換對西方來說太重要了，20世紀50年代他們終于迎來了被黑格爾早在19世紀就提出的“藝術的終結”之后的新時代：一個使生活成為審美的時代。鈴木大拙在格倫比亞大學的禪宗講座的推動，對于紐約的知識界和藝術界影響巨大，甚至影響了美國的整整的一個藝術時代。鈴木大拙在講座上說：“禪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一種新的生命觀，然后來自外界的壓迫感突然像巨大的冰山一樣融化后，你的生命就會像蓮花一樣開放。”杜尚的那種生活著的藝術狀態，在后來的西方風潮中才被廣泛認可，他的觀念在實際上，就是中國禪宗教導人去獲得的那種“平常心”、“無分別”的“覺”的狀態，一切平等，一切都有價值，就如西方學者丹托說的：“禪之美麗就在于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任務和特殊的活動，人可以作為一個作家和畫家去實踐它，也可以作為一個屠戶和修車者去實踐它，我覺得，這是一個對于人生幸福的貢獻，讓人穿越煩惱找到出路。”

 

    在今日，當我們熱烈期待著西方當代藝術思潮能給予我們最新的觀念和時尚時，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我們傳統的文化所給予我們的財富是什么？我們是否也應該像西方關注我們一樣來真正關注自身？是否也應該從自身文化中啟發一種對世界文化有益的藝術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