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能夠快速地獲得一笑，或者得到社會媒體的轉發是一件有點意思的事情。這種微信的策略被上海的當代藝術畫廊Leo Xu Projects用在了宣傳藝術家徐文愷個展上。這個發布在中國首要的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個展信息嘲弄了陳腐的商業帖子。對于微信發布的錯誤方式，該畫廊創始人許宇(Leo Xu)是持批評態度的，但以一種隱晦的方式。他取笑畫廊是如何發布遲鈍的新聞稿在官方的微信賬戶上的。他說：“為什么要弄成雙語的？它不符合這個媒體。我們熱衷于公布廢話、廢話、廢話……你不得不去定制該說什么和怎么說”。對很多畫廊使用微博，許宇也沒有什么深刻和好的印象，他說：“他們同樣以一種乏味的方式在使用它——都貼出沒有故事的開幕式圖片，這都是些什么人？”。
　　現在在中國，有超過4億人使用微信，他們每天跟朋友和粉絲分享信息和圖片，就像WhatsApp和Instagram的混合體，或者一個改良的、移動端的Facebook。
　　微信“朋友圈”照片分享平臺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藝術展覽平臺，從藝術家張貼創作中的作品到公眾運用藝術來作為自己的背景。從一定程度來講，藝術界也深陷其中。
　　企業機構同樣可以創建賬號，像一些博物館和畫廊，微信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宣傳、推廣工具。另外，微信除了可以進行上限1萬元人民幣的交易外，其經常被用來預訂出租車，春節時還被用來發紅包。這個功能還引起了新奇的微信藝術品拍賣，以及通過電子商務網站淘寶來銷售作品。
　　平臺和表演臺
　　“在中國，微信是非常成功的，超過了WhatsApp或者Line這一類的應用。它已經取得了一個壟斷的地位，身邊的每個人都在使用微信，你也只能使用微信。另外，微信跟其它很多的平臺相兼容，極大地拓展了應用的范圍”， 管理廣州時代美術館微信拓展業務的Pan Jing說道。
　　許宇說道：“它非常的中國化，能夠贏源于它的簡單、易用和免費。如果西方的產品想要與之競爭的話，它們必須具備以上的三個條件。”他的畫廊在很多平臺上都有賬號，像Facebook, Instagram 和Twitter。“在中國，像Twitter一樣的微博作為一個開放的平臺，能提供非常多的新聞和故事的信息，就像是站在一個表演臺上講話。以MySpace為模型的豆瓣網則是被低估的，雖然它沒有形成商業，但是帶來了白噪聲（用以掩蓋令人心煩的雜音）和網站流量”，他說道。
　　藝術家徐文凱認為：“微博的問題是陌生，而微信所有都是真實的人”。作為在互聯網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媒體藝術家，徐文凱一開始就學習計算機技術。“微信在人們中間流行是因為它容易使用。它是一個小圈圈，所有朋友的朋友，不像公眾喜歡的微博。微信非常具有中國風格，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支付、聊天、貼圖。而像Instagram就只有圖片。微信的內容是關于關系的聯系”。
　　除了通過群聊來經營他的工作室外，徐文凱還發布很多的微信內容來展示他的展覽和在創作中的作品，以及展覽和文章的匯編。然而，這也有消極的一面，他說道：“有些東西變得糟糕，每天我打開它，就像是在工作，而不是在玩，我不得不計劃將要發布的內容”。
　　盡管一些發布的內容被刪除，但只有朋友的微信朋友圈意味著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免除審查。在高中的時候徐文凱就經營過一家網站，回想當時網站是如何引起警察的注意，最后被封鎖的事情時，他說道：“審查問題一直存在，但是我從未聽說過有人因微信發布的內容而進了監獄，微博曾經有過。微信僅僅對朋友開放。在開放的互聯網上，由于你所說的可能導致不確定的事情發生，所以這是一件麻煩的事”。
　　機構也同樣使用微信來吸引觀眾和與觀眾互動。Pan Jing說道：“微信為用戶提供了一個可以開展活動的平臺。我們也使用微信來作為與用戶互動的一種方式，例如Araki功能允許觀眾在展覽中上傳他們的照片，這些照片會立即出現在展廳的屏幕上。由觀眾傳送的這些照片在屏幕上不斷的流動，非常地受歡迎”。在未來，他預測藝術家將使用微信創作數字交互作品。
　　然而，微信的無處不在也具有雙面性。徐文愷說道：“我們是屏幕一代，有時候這是糟糕的，沒有了屏幕我們不知道怎么互動。我們線上和線下的生活不能被分離，但有時我們需要停止，去思考一些事情”。
　　微信也形成了一種同輩壓力的新形式。許宇說道：“如果你在畫廊，微信就是一個外交媒介——人們知道是誰，并且喜歡傳遞信息，包括給客戶”。他描述這種自由為一種自我放縱，“人們通過自拍、快照，甚至是彼此恭維來進行互動。它充滿了自我。有時，為了友誼和自我，你不得不這樣做。你不能夠在微信上保持沉默，不然別人會問你‘你還好嗎？‘，然而如果你發布了太多，又會讓人生氣或嫉妒。最后是，你不能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