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湖社部分會員合影

　　說到中國近現代美術，人們常常喜歡把中國不同的地域分成不同的流派，其中一個就是所謂的“北派”。民國時期的北派也可以叫做京津畫派，也就是指北京天津地區的畫家群體。此外從大的區域而言還有像金陵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等。至于西南畫派和長安畫派的形成，基本是1949年以后的事。但是北派畫家不一定都是北方人，也有很多是南方人。談到民國時期的北派，一定要提到創建于1919年的一個繪畫組織— 湖社。
　　直追宋元的湖社
　　湖社最早的主持人是金城，字拱北，號北樓，當時住在北京東城的錢糧胡同，就是后來劉伯承住的那所房子。房子很大，由幾所院落組成，后門在馬大人胡同。那時一提到金北樓，一提到錢糧胡同金家，舊北京幾乎盡人皆知。金北樓早年學戴熙，畫風頗有古意。他在民國初年做過國務秘書、國會議員。在1910年就利用部分日本退還的庚子賠款創建了中國畫研究會，而湖社正是在中國畫研究會的基礎上創辦的。湖社于1919年正式成立，得到大總統徐世昌的支持，金北樓被推舉為會長，周肇祥為副會長。構成湖社的人，基本上是兩大部分，一部分是當時精于書畫的官僚士大夫，一部分是專業畫家。
　　我們今天一提到當時在北京的畫家，肯定會提到齊白石，實際上齊白石在1935年之前還沒有真正登上北京的畫壇。當時北京畫壇地位很高的畫家有這樣一些人，首先是金北樓，可以說是彼時畫界的領袖，可惜他在1926年就病逝了，只活了48歲。金北樓是浙江吳興人，也是王世襄的舅舅，他的妹妹叫金章，畫金魚特別有名，也就是王世襄先生的母親。王世襄的另外兩個舅舅是搞竹刻的，一個即金東溪，一個叫金西厓，不但擅長竹刻，也精于書畫。湖社成員中官僚士大夫的代表人物有葉恭綽和周肇祥等人，周肇祥號養庵，人稱“周大胡子”；葉恭綽號譽虎，在民國時期做過交通總長。此外還有一些重要人物，如陳半丁、肖謙中、胡佩衡、吳鏡汀、汪慎生、徐燕孫及金北樓的弟子陳少梅、祁井西等。我的祖父和外祖父與陳半丁很熟，至今我還有幾幅陳半丁的畫作，都是他送給我祖父和外祖父的，包括我母親結婚時陳半丁題款的“景南小姐于歸之喜”，畫作是一幅荷花，題為“同心多子圖”。這些人之外，名氣很大的還有吳鏡汀、胡佩衡、蕭謙中、汪慎生等，都是北派中的代表人物，還有天津比較有名的顏伯龍，稍晚一點的秦仲文，畫工筆人物的徐燕蓀等，都屬于北派畫家。
　　湖社最大一個藝術特點是什么？他們是主張以清代四王入手，直追宋元，這是他們的宗旨，因此，后來就被南派畫家和一些新派畫家奚落為泥古不化。我是這么看的，元代無疑是中國繪畫的一個轉折點，明末清初四王在此基礎上發揮了元人的筆墨氣韻意境，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實際上“四王”并不是很好學的，四王的東西也并不是說完全泥古，所以說四王在中國畫的一些基本功和筆墨的運用方面是影響了有清一代人的。以四王入手并沒有錯，北派畫家對此的繼承應該說是功不可沒，但是確實也有比較呆板的一面，比如重皴擦而少渲染，缺乏一定的活力等。而近現代南派畫家的風格也是借鑒了前人的技法，從徐渭到吳昌碩對他們都有較大的影響。
　　我母親12歲就開始學習國畫，當時家里給她請的老師就是徐北汀先生，也算是北派畫家。她的畫后來跟吳祖光等“非專業畫家”一起在福建展覽過，我現在還保存著她的一些繪畫，明顯能看出是受到這樣的影響。母親一輩子也沒想要成為畫家，繪畫對她來說，只是作為一種陶冶身心的修養而已。
　　怡情消閑的松風畫會
　　比湖社晚一些的是1925年成立的松風畫會。松風畫會是清代宗室子弟以切磋書畫為宗旨的松散組織，應該說是屬于自娛自樂的性質，怡情消閑的文人雅集形式，不像湖社。松風畫會的發起人是溥雪齋。溥雪齋名溥伒，字南石，號雪齋，別號松風主人，松風畫會就是以溥雪齋的號為社名。除了溥伒，早期還有在上海的紅豆館主溥侗，后來被尊為“南張北溥”的溥心畬。這兩人雖為松風畫會的會員，但因遠在上海，早逝或因其他因素，與松風畫會的關系并不十分密切。另外還有像他的一些兄弟溥僩(毅齋)，溥佺(松窗)和惠孝同、祁井西、葉仰曦、關和鏞等。因為是宗室子弟發起，因此許多晚清耆舊也參加其中，如陳寶琛、羅振玉、寶熙、袁勵準等。松風畫會的主張和風格與湖社差不多，也是學習四王，師法宋元筆意。
　　再晚一點的還包括了溥佐和啟功先生，他們當時都很年輕，名字中間都有一個松字，例如溥雪齋叫松風，溥佺叫松窗，恩棣叫松房、葉仰曦叫松陰，啟功叫松壑，我有一把當時松風畫會幾個人合作的山水成扇，啟功補“橋柯遠岫”，當時啟先生才19歲。松風畫會和湖社之間的人員有穿插，有的人既是湖社的會員，也是松風畫會的會員。當時很重要的北派畫家還有于非闇、王夢白等，王夢白的畫作很好，詩詞也佳，這些人都是北派的代表人物。
　　湖社在金北樓去世后一直延續著，直到今天，還有湖社這名稱，但是與原來的湖社已經完全不是一種性質的結社了。松風畫會1925年成立，一直活動到1960年代初，始終是一個比較松散的雅集形式，1950年代后活動的地點就在北海的畫舫齋。這些人我都見過。
　　民國時期的繪畫遠不像我們今天想象的那樣有很好的市場。可以說，從民國直到1960年代中，中國畫是沒有太大市場的，尤其是北派畫家的作品，更是賣不上價錢。例如松風畫會中較晚的溥佐，號庸齋，是道光一系的宗室子孫，還是趙家比較遠的女婿。他有八九個子女，原沒有正式工作，靠賣畫是根本不可能養家的，1950年代生活還十分艱難。1960年代初到天津美院工作，才是他人生的轉折點。那個時候沒有今天這樣的收藏熱，就是吳鏡汀、陳半丁這樣的畫家，一張畫也賣不了十幾塊錢。遠不是今天能想象的。
　　齊白石在北京成名
　　在北京的畫家中，齊白石可謂異軍突起。齊白石第一次到北京來是1907年，是陪著湖南夏壽田一起來的，停留時間很短，1917年再度到北京才正式居停。到京后得到樊樊山和郭葆生等人的幫助，又結識了陳師曾、姚茫父、陳半丁等人，諸人名氣當時都遠在齊白石之上。陳師曾是使齊白石得到賞識和提攜的一個重要人物，對他后來的成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齊到北京以后，畫風也在逐漸變化。后來經陳師曾的介紹，他的畫在日本展覽，得到日本畫界的極力推崇，在北京也名氣日隆。齊白石真正在北京受到認可實際上是在1935年前后，那時張大千也來到北京，認識了齊白石，他們都在中山公園的水榭辦過展覽，后來被稱為“南張北齊”，奠定了齊白石在北京畫壇上的地位。
　　那時候畫家都有潤格和筆單，也就是畫作每一尺多少錢，潤格最低的是花鳥，花鳥以上是人物，人物以上是山水，但是在寫意的花卉或果實上加一個工筆的草蟲，那價格就要加高許多。因為草蟲畫得很細，什么蟈蟈、螞蚱之類的，每加一個草蟲加幾塊錢，所以說有草蟲的那種冊頁或者條幅價錢會很貴。不久前，我在浙江桐鄉的錢君匋藝術館保管部看到過一本錢君匋所藏極為精美的24開齊白石冊頁，內中一幅畫有數十只草蟲，并夾有一份齊白石當時的筆單，明確寫著各種作品的價格。齊白石剛到北京的潤格差不多兩塊大洋一尺，但是到1935年以后就在十幾塊錢一尺了。齊白石雖然住在北京，但是不能算是北派畫家，只能說是獨成一派。他于1919年納了胡寶珠為側室，后來他的元配妻子死了，就把胡寶珠扶正，這也是在他最得意之時，為此還舉行了扶正的儀式。
　　1930代初，陳半丁的畫作價錢遠在齊白石之上，可是后來齊白石就逐漸超過陳半丁了。1949年以后北京有幾個畫店，像琉璃廠的榮寶齋，王府井的北京畫店、和平畫店，買一幅齊白石的小品，一般在15塊錢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0塊錢，條幅裱好也不過二三十塊錢。
　　北派畫家在1950年代以后一直都處于低潮，像胡佩衡、吳鏡汀，都不太被認可，相對來說金陵海上畫派風頭更健，像傅抱石、錢松喦、唐云、謝稚柳，境況都比他們要強。
　　湖社和松風畫會的很多成員在1950年代就到了北京畫院，開始叫中國畫院，后來周恩來改稱為北京畫院，第一任院長是葉恭綽，以后是王雪濤主持，所以湖社和松風畫會的成員都是后來北京畫院的骨干力量，這些人活到1980年代的都有。
　　這批畫家可以說是民國時期代表京津畫派的，有的人太年輕就去世了，像很有才華的陳少梅。他的東西很清雅，但是和金陵海上相比，泥古的東西比較多，創造性的筆法相對來說少一點。但我覺得不能因此完全抹煞他們的藝術成就，尤其是民國時期在繼承傳統和傳統技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像吳鏡汀、胡佩衡、陳半丁、王夢白等都有很高造詣。黃賓虹三四十年代也來到北京，為北京的藝術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很多篆刻藝術家都到北京，像王福廠、陳漢第、高心泉、童大年等也都對北京的篆刻藝術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可以說，民國的北京畫壇是很包容的一個時期。
　　揚南抑北的五六十年代
　　1949年之后，買畫的人很少，解放區來的一批干部，如康生、陳伯達、田家英、鄧拓等，他們不大買當代人的畫，也去追古人的東西，但是不太推崇四王和文人繪畫，喜歡的是揚州八怪那種。田家英比較有文化底蘊，趣味較高，又不像康生、陳伯達等利用職權巧取豪奪地壓低古畫的價格。我看過他的小莽蒼蒼齋在“文革”后舉行的一次展覽，買的東西都是價格不貴的小品或是文人畫，在那時也就幾塊錢、十幾塊錢，一些明清人的東西名頭不算太大，但都是精品。
　　1949年以后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一些傳統中國繪畫甚至西洋油畫并不符合那時簡約的生活方式，買畫的人很少了，像徐悲鴻這樣比較紅的畫家，也不是賣得很好。一般人談不到收藏，即使買也只為裝飾。不過相比之下，金陵海上和嶺南畫派要稍好一些，尤其是在全國美術展覽中，南派畫家都顯得十分突出。像嶺南的關山月、金陵的傅抱石、西安的石魯、趙望云等，都是那個時代比較突出的畫家。藝術評論也是抨擊北派畫家的風格。過去藝術流通不是那么大，1950、1960年代的和平畫店、北京畫店，一個星期能賣出幾張畫就不錯了，所以在北京中國畫的價錢都不太高。有些老派畫家比較慘，尤其是后來在1957年打成右派的一些畫家，如陳半丁、吳鏡汀等。陳半丁有一張作品是給政府機關的，畫的是荷花，有白的有紅的，上面題了一首詩：“紅白蓮花開滿堂，兩般顏色一般香，猶如漢殿三千女，半是濃妝半淡妝。”據說當時有人看到了，就說這個是很反動的內容，紅的、白的兩種顏色一個樣，就是寓意國民黨、共產黨都沒有什么不同，所以給他扣的帽子很多，一直到1970年去世都很不得意。
　　1950、1960年代的中國畫市場，實際上可以說是揚南抑北。當時欣賞的是大寫意的作品，另外一些新的筆法更生面別開，如石魯、趙望云、潘天壽、李可染、傅抱石等。人們喜歡一種別開生面的新意，喜歡奔放、新派的東西，這樣的作品受到人們重視，那種遵循傳統的東西越來越沒有市場。我記得，1960年代初有人向我的祖母借了400塊錢，后來無力償還，就給了她40張約三尺的沒有裝裱的王雪濤花卉抵債，折合10塊錢一張，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于此可見當時王雪濤作品是什么價格了。在1930、1940年代，我祖父主要收藏繪畫，但他很保守，根本不要當代人的東西，南派北派都不要，怎么著也得要清人的作品，而且像揚州八怪這類的也是不會收藏的。實際上這也是錯誤的，當代人的東西何嘗沒有好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論，這也可見當時某些藏家的一種心態。前些時候在網上偶見一張陳少梅的山水，居然有我祖父的鑒賞印，實在令我不解。
　　其實，用“南派”、“北派”來區分民國時期的畫家并不科學，所謂的北派畫家多數也是南方人，只是當時寓居北京，受到更為傳統畫風的影響而已。而很多南派的畫家在北京也有居住和教學的歷史，他們之間也有一些交融。如張大千到北京，他的一些工筆仕女，臨摹敦煌壁畫的畫稿，還有山水什么的，在中山公園水榭展出，也令北京畫壇耳目一新，這才有后來的所謂南張北齊之稱。但這個說法在舊北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認同，一般來說，在1930到1940年代，北京畫壇已經是異彩紛呈了。非常可惜的就是陳師曾，他是在民國繪畫教育等各方面有著突出貢獻的一個人，可惜去世太早，以至于在今天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陳師曾也在日本舉行過多次畫展。在中日繪畫的交流方面，陳師曾和周肇祥應該說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肇祥這人一直有爭議，因為他在人品上有一些欠缺，再有就是他在敵偽時期做過偽華北方面政務委員會的偽職。但是周肇祥在最早的中國畫學研究會以及1918年藝專的創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這也是事實。
　　陳師曾作品主要是花鳥，實際上他也打破了傳統，受到吳昌碩很多的影響，再遠了說，像徐渭、揚州八怪對他來說也都有影響，可見陳師曾也是兼收并蓄的人。他學畫較晚，但是非常聰明，中國繪畫實際上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密切的關系。陳師曾是晚清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孫子，陳三立的兒子，史學家陳寅恪的哥哥，家學淵源，他的繪畫和文化底蘊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