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獵狐與獵狼，彼得.保羅.魯本斯創作，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約翰.斯圖爾特.肯尼迪基金會購入）

　　譯者：小兔不怕胖
　　倫敦家庭主婦芭芭拉。卡特贏得了“實現一個愿望”的慈善比賽，她說她想要親吻、擁抱一只獅子。周三晚她因喉部創傷導致休克。卡特夫人，46歲，周三那天被帶去比尤德里野生動物園看獅子。當她朝母獅蘇奇俯下身時，蘇奇突然跳起把她拖在地上。隨后，管理員說：“我們似乎做出了一個槽糕的誤判。”
　　——1976年，《英國新聞公報》
　　對澳大利亞的考拉做出類似的誤判后，我才知道課本上把動物作為大自然代理與文化象征混為一談的定義是錯誤的。人們認為考拉親切，溫暖又可愛，關于這點我很確定，因為在澳大利亞政府把考拉送到弗雷謝科動物園保護之前，1959年的春天我就用了兩周時間向《舊金山觀察家》的讀者們呈現這種我自己‘發明’的生物。
　　《觀察家》是赫斯特報業中的一家，特稿編輯是一個不會忽視良機的人，因此作為那里的記者我被派去準備預開賬單。對動物少之又少的了解，并不像童話書或迪士尼動畫片里的那樣。我剽竊《不列顛百科全書》(樹袋熊，灰毛，夜行動物，喜食桉樹葉)，但大部分內容我都依靠A.A。米爾恩的《小熊維尼》、冒險王兄兔弟的故事和泰迪·羅斯福總統的檔案圖片，他與1903年布魯克林一家創造泰迪熊的玩具制造商同名。
　　堅強，親切，聰明。來自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考拉是全世界的小伙伴。它到機場的那天，我捧著了一束裹扎在錐形紙里的玫瑰。特稿編輯了解到1940年代他在好萊塢的生意，于是用心拍下了我熱情歡迎‘泰迪熊’并溫暖擁抱的畫面。“在荒野中發現的迷失的孩子，”他說。“萊西回家了。” 但那只考拉并沒有跟著電影劇本來。它被閃光燈惹怒，拼命地抓我的頭和肩，它的血流在我的襯衣和領帶上，撕碎了玫瑰花，還在我的西裝和鞋子上撒尿。
　　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并沒有登報。照片在麻煩開始前就已拍好，因此次日的早報上有我們：考拉和我，人和獸愉快的相見。《舊金山觀察家》自己的克里斯托弗·羅賓(小熊維尼里的小男孩)和王兄兔弟，泰迪羅斯福和小熊維尼被籠罩在一個完美童話的光輝中，就像曾經神話中的伊甸園。

(圖片：斑馬，莫臥兒時期的小型復制品，曼休爾作于1621年。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關于人和動物之間的傳聞是世上最古老的新聞故事：十二星座的名稱、史前洞穴的墻壁、用古埃及語雕刻的神話、希臘哲學、印度宗教、基督教藝術，還有我們的基因。直到十九世紀末之前，它們都是人類圈里的親密伙伴，《Lapham’sQuarterly》期刊里出現的動物既作為大自然的代理，也是文化的象征。盡管是無言的同伴，它們提供的能源也會被拿來利用或燒烤，但它們也被認為擁有人類固有的品質，遭受著人和獸之間異同之處的密切觀察。因為不能進行演說來傳達，所以獅子和大象都是親自被用來教導，包括海龜，狼，和螞蟻。《伊索寓言》創作于公元前六世紀，它與亞里士多德的進一步研究不謀而合。200年后亞里士多德在他《動物的歷史》(History of Animals)中建立起的知識框架在隨后的兩千年里，與西方文明核心中動物的存在相結合：
　　就在我們指出身體器官的相似之處時，也觀察出了它們的溫柔或兇猛，和善或乖戾，勇敢或膽怯，恐懼或自信，高興或狡猾.。。顯現出人類身上其他一些相似卻不盡相同的特點。例如，就像在人類身上，我們發現了知識、智慧和卓識一般，在某些動物身上也存在著類似于此的自然潛能。

(圖片：安東尼塔·岡薩魯斯的畫像，拉維尼亞·方塔納作，公元1595年，布盧瓦城堡博物館藏)

　　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們各自發展出一套將動物尊崇為神的關系，但在歐洲的劇院里，它們是自然和科學的老師。越是了解到它們“相似但不盡相同的特點”，它們就越發顯得驚人。公元前30年，維基在他的鄉間別墅里飼養蜜蜂，這不禁讓他在四本《農事詩》中欽佩它們的工作原理——“黎明時分，它們從大門涌出——并非是去游蕩”；稱贊它們的公共意識和共同利益——“它們共享城中的房子，/通過崇高的法律去生活”；贊同它們的貞潔——“它們的祖先放縱/去繁衍或老去/它們的身體宛若維納斯。” 公元1世紀，老普林尼的研究證實了他的快樂：動物界的奇觀是如此的獨特，以至于拿來比較出人類“是唯一一種一無所知并且不能自學成才的動物。他不會說話，不會走路，不會吃飯，如果沒有自然的驅使他什么也不會做，只會哭泣。”
　　以科學的方式看待羅馬詩人兼哲學家格瑞克所寫的動物，中世紀的基督教增添了科學小說的另一面——不能信任任何或所有大自然的代理，直到或除非它們在一個標志(十字架)前受過洗禮，或是把它們趕進個寓言的籠子里。在十世紀圣經的說明頁和哥特式大教堂的玫瑰窗上，蜜蜂被認為是希望的標志，烏鴉和山羊被指作撒旦，蒼蠅表示欲望，綿羊和鴿子則是基督的化身。并非建立在某些動物非凡的天賦上，取而代之地，是圣父創造了那些神秘的物種，其中有龍(巨大，形似蝙蝠，口中噴火，帶刺的尾巴)和獨角獸(白色身子，藍眼睛，額上有根獨角，尖端呈紅色)。

(圖片：貴婦人與獨角獸，(局部)羊毛和真絲掛毯，弗蘭德，公元1495年，國家中世紀博物館，巴黎。)

　　十五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還原了人與獸之間可見關系的重點。達芬奇筆記本里的解剖圖(有馬，天鵝和人類尸體)同《最后的晚餐》和《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都是藝術作品。他把人類視作巨大生物鏈里的一種有機體，在空氣、土壤、火和水的化合物中，各種生命形式融入彼此。朱塞佩·阿爾欽博托①(Giuseppe Arcimboldo)1566年人頭的肖像畫預見了1605年英國大主教約瑟夫。霍爾得出的結論：“所以，人類體內存在著山羊，變色龍，火蜥蜴，駱駝，狼，狗，豬，鼴鼠和各種獸：在人類里很少有真正的人。”
　　十八世紀的自然學家分享了維基把動物王國視作優秀政府的觀點。布馮伯爵是國王路易斯十五皇家植物園的負責人，他在1767年意識到海貍有能力成為修建重要水壩的建筑大師，但更讓他驚嘆的是海貍文明社會的工程，是“用某個特殊的方式理解彼此，一致行動.。。海貍共和國數量龐大，和平、井井有條、保持一致。”

(圖片：家馬，萊奧納多·達·芬奇作，公元1505年，皇家收藏，倫敦，溫莎城堡)

　　布馮已習慣了——像維基和達芬奇一樣，不僅天天伴著馬和蜜蜂，同樣被鴨子，奶牛，小雞，豬，海龜，兔子，老鷹的畫面和聲音所包圍，這也招來了拉夫。瓦爾多。愛默生在1836年提出的一個問題：“誰能猜到.。。我們在這些畜生的‘啞劇’里捕獲到了多少的行業、天道和情感呢？”
　　如果這些畜生沒有被發現，那就并沒多少。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動物在美國的計劃方案中成為了無形的一切，人類趕走他們創造神話的同伴的社會，從鄉村變為城市景觀。 約翰·詹姆斯·奧杜邦1813年在俄亥俄河的岸邊看見聚集著幾百個男人，他們屠殺了幾千只野鴿，拿著槍、手電筒和鐵棒，對此他大為驚嘆。1880年，在達科塔蘇族②的一片領土上，盧瑟·斯坦丁·比爾(印第安人領袖)沒能吃上代替“自家野生水牛”的”“有邪惡氣味的牛”，這種牛被白人盡可能快速的宰殺著。1900年紐約市的大街上有十五到二十萬匹馬，每日要收集大約五百萬磅糞便。到1912年，汽車接替了它們作為運輸工具的功能。

(圖片：最后的野牛，阿爾貝特。比爾史伯特作于1888年)

　　客運馬車和運貨馬車的馬匹是人類大部分的農場員工和非人的友人。眼不見心不煩，小雞，豬和奶牛失去了它們教化人的執照。二十世紀的現代工業社會把它們變成了商品，它們被卷入經濟和科學的潮流，也稱為征服自然的潮流。動物得到人類賦予它們的身份，成為冷凍食品或肉類包裝公司推銷的標簽，只保留了它們有價值的那些部分，變成研究公式的工具或是文化符號——馬戲團或動物園展，公司徽標或好萊塢動畫，新鮮鮭魚或轉基因牛肉。
　　遇見澳大利亞考拉的十年后我才第一次結識到自然狀態下的動物——一只灰色葉猴(長尾葉猴，金毛，黑臉，喜食水果和花朵)。它約兩尺高，走路極快。有六十到七十只不同品種的猴子在恒河岸邊馬赫西的修道場上閑逛，這里距新德里北部128英里。馬赫西那時(1968年2月)作為宗教教師，他盛名達到了巔峰，他超在禪定派③的科學捕獲了洛杉磯、紐約和倫敦的名人市場。那個冬天，他給挑選出的門徒們上關于黃色萬壽菊的課，這其中有四個披頭士，他們走過頹廢的道路，從物質享受的西方來到崇高的東方尋找文明的福祉。修道場建在喜馬拉雅斷崖的底部，地處柚木林和杉木樹中，由于再次接到美國媒體分配的工作，《星期六晚郵報》的編輯建議我去聽聽世界屋頂下那宇宙的聲音。

(圖片：無題，來自《新動物》，埃里森·亨特，2007年，數字圖片，30" x 50")

　　待在道場的三個星期里，對于那四個披頭士，他們粉絲不知道的事我也是一無所知，關于馬赫西要比以上的‘第五級意識’的事實了解的稍多了一些，“一切都變得有趣起來。” 但關于猴子，我發現它很特別——并非一只寵物或全世界的小伙伴，也不是一個寓言故事，一個電影演員或實驗室的試驗品。我到達兩天后發現一只站在屋子門對面的樹上(這個屋子僅一個房間，粉刷石，沒有窗戶)，我被安排進那間小房子里，它在修道院下門的附近。又過了兩天，我進進出出時它總是在哪兒，我突然意識到是我正在被猴子盯著，并非是我在觀察那只猴子。
　　第五天的早晨，我給它了一片面包。隨后，下午又給它半個橘子，它理所應當地接受了，沒有感謝的意思，更別說心存感激或欣喜若狂。它的態度給我的感覺是我已慢慢適應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了，后來在一個同樣的夜晚，馬赫西的一名得力助手——披著袈裟名叫Raghvendra的和尚——證明了我的感覺是對的。他說在印度，灰色葉猴很嚇人，它被認為是神猴哈努曼——哈努曼是印度教中治愈和崇高的猴神的名字——它因陪伴著朝圣者而受到尊崇，所以擁有許多跟牛一樣的特權：可以自由自在地搶劫大排檔，隨意掠奪糧食店。
　　不管出于怎樣的原因，它的動機可能是混雜的。接下來的十天，這只猴子總是在我右膝高度處凝神，在凈化思緒的道路上陪伴著我，我會給它一些過期的巧克力塊兒或是干奶酪的碎渣。如果我正在會客廳聽馬赫西談論毗瑟擘(印度教主神之一，守護之神)，猴子就會舒服地坐在波紋鐵皮的屋頂上；食物會擺在陽臺上，在這兒門徒們可以領到他們日常定量的米、茶和無味的菜，這時猴子就會在餐桌后的葡萄架上逗留，觀察我朝它扔爛蘿卜的機會。
　　當我最后一次清晨時分從石頭屋的竹門里出來，走在穿恒河渡口的路上時，猴子并沒有站在附近的樹上。可能它已經知道我的時間到了，它所做的一切，那慢慢掌握漂浮不定的未知語言的朝圣者也可以做到。再說，也有可能它并不知道我要走的事情。但可以確定的是，它壓根兒不在乎。它繼續前往別處，對于那些顯然并非宇宙聲音的其他聲音感到厭倦。

(圖片：熱帶，亨利。盧梭作，布面油畫)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和評論家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通過自問的方式玩弄著類似的思維，“當我和貓一起玩時，誰知道是它在拿我取樂，還是我在拿它開心呢？”這個問題讓蒙田在“人是由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這一圣經的教導下陷入了疑問，因此人類得以“統治海中的魚，空中的鳥，地球上生存的一切生命。” 在蒙田所謂的“一切最弱小的生物”里的一部分中，他認為人類稱霸宇宙是自負的厚顏無恥之舉。人類用神圣的長袍裝扮自己，從“其他生物的部落”中分離，給他們分配“他認為合適的能力和權力”。蒙田的設想把自己都逗樂了，他自尋麻煩似地問了下面的問題：
　　他[人類]如何通過他的智慧得知動物內在感情的萌動？通過它們與我們的比較，他推測出歸因于它們的愚蠢了嗎？.。。這是一個關于猜想的問題，他的錯誤在于我們無法理解彼此；因為我們不能讓我們對它們的理解多于它們對我們的。一樣的道理，它們可能認為我們才是野獸，就像我們對它們所想的一樣。
　　美國作家亨利·貝思頓于1920年代，走在科德角的海灘邊，再一次思考起這個問題，看著成群結隊的水鳥，貝思頓明白了非人的生物要躲開人類給它們的定義，這樣他們就不能像軟件設計者制造的機械編程那樣被分類，讓它們跳躍，咆哮，游泳，滑翔，怒吼，筑巢，窺視，交配。貝思頓說：“我們需要另外一種更明智、甚至更神奇的對動物的觀念.。。基于目前為止它們都低人類一等的悲慘命運，我們更要保護它們的不完整性；我們犯了錯誤，極大的錯誤.。。它們并非兄弟，也不是走卒，它們是別的種族。我們用生命和時間編織的大網捕捉它們，它們是光榮的囚犯，也是地球的苦難。”

(圖片：大羚羊群，戴維·杰森拍攝于2012年)

　　等到二十一世紀，以往人與獸之間相融合的關系大部分都降低到撫養寵物的層面上。可能是為了補償野生物種迅速持久的消逝，在波托馬克河南部和密西西比河的西部，美國的寵物的數量已趕超整個人口的數量——七千萬只狗，七千五百萬只貓，五百萬匹馬，天知道還有多少只盒裝的爬行動物和籠中的小鳥。動物們仍被看做是某種教學方法，被認為擁有亞里士多德所發現“類似于智慧”的某些“類似的品質”，它們作為一個主題，被南非叢林的探險紀錄片的大量需求所維持著；比起擺在超級碗儀式化舞臺上昂貴的機器玩具，不用劇本的貓咪更能吸引大量的觀眾。
　　人類是唯一一種連自身的存在都是個麻煩的動物，而他又不能逃避，不得不去解決這個麻煩。
　　——埃里希·弗洛姆，1947
　　2500年來，所有大自然的學生都知道，對動物了解的越多，他們就會變得越優秀。觀測站由科學與藝術的工具來進行確認，但大多數動物在它們被發現時都會有靈敏的感知，就像貝思頓在科德角的沙灘上所想的那樣，它們自身就是其它種族，“它們與生俱來的‘感官的延伸’是我們已丟失或從未擁有過的東西，它們在我們永遠不會聽到的聲音中生存著。”
　　在過去的兩百年里，地球上提交環境破壞報告的四方并沒有給蒙田“孰人孰獸”的問題留下太多的爭論。不管人類想用試管或推土機武裝自己，征服自然都是傻瓜的差事。然而，動物不單單只靠巨大的生物鏈生存，也與潮汐、四季、死亡的到來有關，這是它給人類上的最好的一堂課。要么我們好好地去學習，否則就會走上大海雀④的道路。

(圖片：人頭獅身龍尾的怪獸，《四足獸歷史》的插圖，愛德華·托普塞爾作，1607年)

　　注釋：①朱賽佩。阿爾欽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1527年-1593年7月11日)。阿爾欽博托出生于16世紀意大利米蘭的藝術家。他以精細的手法描繪蔬菜、水果、花，很神奇地把它們組合成人像。達利受他的啟發甚多。
　　②蘇族(Sioux)：是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一個民族。廣義的蘇族可以指任何語言屬于印第安語群蘇語族的人。
　　③超在禪定派(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是指思想內斂，靜坐凝心，以練靜為主的施 派，又稱靜坐派。
　　④海雀(auk)：一種不會飛的水鳥，雙翼退化，在陸地上行動緩慢。由于人類的大量捕殺，已于1844年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