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硯 從擦硯開始
　　張淑芬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文博專家、雜項鑒定專家
　　張淑芬出生在廣東番禺，3歲隨祖輩遷到北京，住在北京的番禺會館，直到成年才和家人過著獨門獨院的生活。
　　出生于大戶之家的張淑芬對古董、古玩的接觸是從出生就開始的。
　　張淑芬的祖父張維屏，少時就有詩才，聞名鄉里。嘉慶九年，張維屏中舉人，道光二年成進士。此后，張維屏在湖北、江西任州縣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終因厭倦官場的腐敗，于道光十六年辭官歸里。張維屏和黃培芳、譚敬昭等并稱為“粵東三子”，且與林伯桐、黃喬松、譚敬昭、梁佩蘭、黃培芳、孔繼勛被譽為“詩壇七子”。小時候，張淑芬是典型的大家閨秀，對古玩、女紅很有興趣，還特別喜歡去博物館。她說：“家中先人是與林則徐同科的舉人，是當年有名的詩人。家庭傳統深受‘惟有讀書高’的思想影響，從我的祖母到很多姑母，她們都是不裹小腳，不扎耳眼，上洋學堂的新一代女性。”
　　文房雅玩自古以來都是文人墨客們孜孜以求的，張府到處是精致典雅的筆墨紙硯。賴于祖上的蔭翳，張淑芬對文房精品有濃厚的興趣。每每用畢書寫工具，長輩就會讓小淑芬擦拭硯臺等。在擦拭的過程中，張淑芬常常為硯臺外觀的晶瑩透亮、紋理的細膩清秀所吸引，那種直面而來的美感讓她驚詫。凝視祖上傳下的硯臺，她感受到那是一種跨越時空的與過古的精神對話。“那個時候很小，不懂得文物的價值，只是在其中待得很久了，感覺它的熟悉和親切。這種從小培養起來的興趣往往給人以很大的影響。”
　　20世紀60年代，張淑芬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當時的冷門專業，進入文化部文化學院文物博物館系學習，次年轉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用6年學習繪畫書法課及文化史論課。張淑芬記得其中有繪畫技法課、古建筑史課等，文科科目課較多，包括外語，政治哲學理論課。畢業實習的時候，她還參加了廣東一處東漢墓葬的發掘工作，成為中國早期為數不多的從事考古工作的女性之一。
　　本來，家學淵源是張淑芬從事文物鑒定工作的優勢，但是在“文革”這非常歲月卻成了劣勢。“這時候，父親才告訴我們那些從不關心的家庭出身問題，很多早已失去聯系的親屬成為有‘海外關系’。”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后，張淑芬并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被分配工作，而是先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思想改造”，原因是“封建官宦”家庭出身屬于“黑五類”分子。
　　“1966年8月家被抄了以后，大家族不復存在。我拿著一床薄被和一口破鍋，出來開始獨立生活。不久，我們畢業被分到張家口的部隊去鍛煉，一去就是5年3個月。”但是這并沒有改變張淑芬的志向，1973年回到北京的她最終還是進入了故宮博物院。
　　文物編號存放地點脫口而出
　　然而，職業生涯再次遭遇不幸。“文化大革命”號召“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故宮首當其沖。鑒于當時的形勢，故宮大門一閉就有5年之久，也正因如此，在許多名勝古跡慘遭破壞的時候，故宮得以幸免。“文革”帶給故宮博物院的是正常的展出和研究工作幾乎全部中止。張淑芬每天只能做一些文物檔案的記錄，抄寫工作。
　　來到故宮之后，張淑芬最先進入到文物保管部。“受出身影響，我一進故宮就進了庫房工作。在部隊多年的鍛煉，已經給自己帶來平靜的心態。于是，就把‘誠信待人，認真工作’當作鞭策自己的動力。”當年，張淑芬能把文物的編號及存放在哪個庫房都背下來。正因為如此，后來故宮博物院內部編輯《文物精品圖錄》，張淑芬被抽調到編輯室任副主任，專管各主編所編各類文物的目錄、編號。直至今日，如果有人問故宮的文物編號以及存放的地點，張淑芬也能立馬準確地脫口而出。
　　后來，她進入了陳列部，這是國寶級文物展出的地方。每換一次文物，她都記下資料，私下里自己揣摩學習，由于她對工作認真負責，不久又去從事“文房四寶”(文房清供)及竹、木、牙、角工藝類藏品的陳列和研究工作，這一干就是一輩子。“當年，市場并不看好‘文房四寶’，加上我是學美術出身的，一時心里還難過好一陣子。但是，我不停地告訴自己‘要爭氣’，要作出成績來。”
　　當年的每個周六，張淑芬抽出半天上門找文物鑒賞家探討業務。尹潤生、張子高、楊伯達等文博大家，都是張淑芬鑒賞人生路上的好導師。 “在眾位恩師中，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朱家溍先生。他學識淵博。在我剛進故宮工作的那段時間，朱老經常無私地指導，給我提供了很多重要書目的出處，是我的‘活字典’。他帶我走了一條成長的捷徑，讓我少走很多彎路。他把家中的藏物無私地獻給博物館，淡泊名利，非常高尚。在他身上我學到了做人，對人誠懇、誠信、大公無私的品行。”
　　乾隆出巡用的折疊文具箱
　　隨著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張淑芬發現故宮里的藏品真是太美了，尤其是她研究的硯臺，件件都透出古典文化的神韻。她愛這項工作，愛到如癡如醉。
　　文玩是大項，存世比較多，精品不少，故宮更是有不少絕無僅有的寶貝。給張淑芬印象比較深的是乾隆時期的一個文具箱子，這是乾隆皇帝出巡時御用的折疊文具箱，紫檀做的。“這個箱子打開是桌子，里面安放著一個雙層屜盒，屜盒里有65件小的文房用具，比如硯臺、黃燈、筆筒、印章，甚至刀子、耳挖勺都有。這些用具材質各不相同，什么竹木牙角的、琺瑯漆器的、料器玉器的都有。因為可以折疊，攜帶方便，乾隆南巡時都一直帶著它。這樣的盒子，故宮里也僅此一件。”
　　藏硯如品茶修心志
　　硯石雕刻不同于其他的工藝，每塊石料材質各異，依此設計的作品，即便是圖案大體相同，實際顏色、細節等也幾乎“獨一無二”，這就給了硯臺極大的創作空間。張淑芬認為當今硯文化的出路應該在傳承上不失硯功能的形制，在繼承傳統工藝技法上少用機工、多用手工藝雕刻技法創新思路，整體包裝要求題材內容具有歷史、文學、神話、故事等有豐富人文內涵的主題的新的構圖、構思，反對異造，要因材施藝，突出硯石的材質美感為制硯藝術的重要追求。“雕刻要善于利用硯臺材料和天然特性，材質、形狀、色澤、紋理、石眼等，都是創作的元素，甚至可以變廢為寶，顯瑜掩瑕。”
　　言及當代硯雕中繼承古代工藝的問題，張淑芬認為，繼承最好的辦法就是摹古，就像學習書法要臨帖一樣。她曾倡議組織當代硯雕家將硯譜中的全部硯臺做一批高仿品，使硯雕師通過摹古、向宮廷硯工學習，繼承古代的硯雕技巧，在此基礎上創新。
　　張淑芬經常作為央視“鑒寶”節目專家，為藏友進行雜項鑒定。藏友將藏品里三層外三層包裹得嚴嚴實實，排著長隊等待專家給掌掌眼，而每位藏家打開包裝的過程，又是所有伸長了脖子的圍觀者的共同期待。張淑芬說，每當看到這種場面都讓她感動，也更讓她有了幫助收藏者甄別藏品真偽的激情。
　　中國文化說白了就是文人文化
　　“盛世藏古董、亂世買黃金。”張淑芬說，中國文化，說白了就是文人文化。硯文化的內涵是非常深廣的。大部分文人用品都是孤品，其增值空間很大，許多人不知道收藏什么，我就告訴他們，就收藏文人用的東西，文房用品是首選。硯臺又是文房中的老大，所以將來古硯的增值是必然的。針對目前民間收藏的持續升溫、有時單件藏品的漲幅令人咂舌，張淑芬則不忘給火爆的收藏市場“潑冷水”，認為不能盲目進入收藏市場。“硯臺作偽，主要在石材上動手腳。我國硯材豐富，品種繁多。鑒別硯臺的真偽，應該先看它是什么硯石、產在什么地方、石性如何、紋理有什么特點;進而再看石品、紋理、雕刻手法、鐫硯裝飾是否與時代特點相同。”張淑芬說，端硯石料名貴，偽造者多用別處類似、近似的石料雕琢，但細觀察可以發現石質生硬、不溫潤也無光，完全沒有幼嫩密實的特點。她說，識硯有四招，即看色、手模、聽聲、掂重。“看硯色是否自然、是否經過修補，手摸石質潤滑的為佳，手感冰涼的好，不同材質的硯臺敲打后音色也不同。”
　　硯者，研磨也，默默靜心，慢慢細磨，實乃修身養性之功。賞硯，一如品茶，能修煉心志。
　　張淑芬講了這么一件軼事：“我認識的一個朋友，身體比較差，人又非常暴躁，性格明顯不利于養生。后來，他看很多人搞收藏，有些人還發了財，于是抱著玩玩的心理收藏起硯臺來。過了一兩年，和許多有心得的收藏家一樣，他的心理受到了觸動，心態變好了，身體也比以前健康了。他說，開始收藏硯臺等古玩時，也是想嫌點兒，但是當自己端詳把玩手中的古玩的時候，發現表面的包漿有一種莊重沉穩的美。欣賞這種美，讓他的心安靜下來，享受這種特別的美，心靈得到凈化。”
　　沒想到，收藏能夠改變人生。一個收藏愛好者，追求的應是收藏過程中的喜怒哀樂，或者從中悟出的人生哲理，而不是個人藏品的多寡貴賤。收藏者有打眼的痛楚，也有過撿漏的驚喜，甚至有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惆悵以及心愛藏品被損壞的懊悔。張淑芬說，不妨將這些悲喜看作一種常態讓自己品味其中的人生文化。
　　包漿之美沉淀為歷史永恒
　　一般人認為不衛生的包漿，在投資者眼中看到的是價值;在收藏者揚中看出的是斑駁破碎老舊之后的文化和精神內涵。張淑芬說：“正因為包漿的美，所以歷來有人將經常把玩的硯臺等做舊，以迎合自己對古舊的向往心理，這甚至一度成為某些類玩品的審美取向。比如，印章雕刻完后，有人就有意將平整光潤的印章磕碰出許多坑來，給人滿目的滄桑。”
　　如今，硯臺離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已經越來越遙遠，但其藝術收藏價值卻是如日中天。張淑芬認為，硯的功能雖然已被“擱置”，但其歷史文化內涵和藝術審美價值卻突現出來。“一方古硯雖不再拿來磨墨實用，但人們仍然視之為硯。它的實用性已沉淀為歷史的永恒存在，轉化為今天人們觀照、鑒賞的對象，使人產生深沉的歷史向往和審美愉悅。”
　　最有歷史價值的器物在故宮
　　“故宮的東西看過了，還要看看民間的東西。搞鑒定，不能胡來，為了使價錢準確反映市場行情，每年都得看大量的拍賣圖冊，我的估價一般都比較適中。”這么多年收藏鑒賞的經驗更加堅定了張淑芬的一個看法，最有歷史價值的器物還是在故宮。“尤其現在，民間的好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一些真正的收藏大家，不會把無價之寶拿去賣錢，因此，好東西經過專家鑒定后可能就不再出手了。”張淑芬說。
　　在中國，硯的地位遠遠高于其他門類的藝術品。除了文人喜愛之外，與皇家的寵愛不無關系。近年來，出自清宮的文房用品紛紛現身拍場，并在各路藏家的追捧下成交價格逐年走高。在這之中，被譽為“大清國寶”的松花石硯尤其引人關注，據統計，在已獲成交的60多方松花石硯中，有8方拍出了上百萬元的高價。
　　細查松花石硯的成交狀況，凡是拍出高價者無不出自康熙、雍正、乾隆這三代。據史料記載，松花石硯自被康熙帝看重、并在宮中造辦處設置硯作以來，這三朝制作的數量最多、品質最佳。張淑芬透露，目前北京故宮館藏的松花石硯有80多方，臺北故宮有100多方，而且兩地故宮收藏的松花石硯多數是在康雍乾三朝制作的——北京故宮的藏品中有康雍乾三朝款銘的松花石硯39方，臺北故宮則有86方出自這三朝。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因為自乾隆十九年下令封禁石場后，便不再采石，宮中制硯都取用存料。據估算，目前流落在民間的宮廷松花石硯不足百方，其中絕大多數是溥儀逃出故宮時候帶走的。
　　張淑芬雖迷戀于收藏，但是國家有規定，文物工作者在職期間禁止自己收藏或參加這方面的市場活動，因此她的藏品除去祖傳的，都是退休后才收藏的。
　　退休后，一有時間張淑芬就會到古玩市場轉轉。“逛古玩市場是收藏愛好者的必修課，更是基礎課。去市場要懂行話，識貨是基礎，砍價見真偽。”張淑芬提醒收藏愛好者，地攤上容易交學費，熟人殺熟也做局。“高手也有打眼的時候，高手吃進贗品后礙于面子，只能先當精品藏著，然后再找機會以真品的價格轉讓給‘二五眼’。”
　　如今，張淑芬已年過古稀，“我一直在搶時間，搶在自己還不糊涂、腿還能跑的時候多做一些事，為復興硯文化、弘揚硯文化做些努力。”這正應了祖父張維屏早年寫的訓子孫之道“惜分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