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瑞， 一九三八年生， 雜項研究專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原秘書長、 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

　　嶄露頭角
　　劉東瑞參與《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錄》的編寫，是1975 年調回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后接到的第一個正經八百的任務。他負責書中“衡”器的部分，在這期間他琢磨出了兩樣東西。
　　歷史博物館的文物一級品庫里，劉東瑞看到一個像尺又不是尺的器具，上頭有一個孔，能掛著，還有刻度。檔案上寫得很簡單：1959 年從上海征集，傳安徽邵縣出土，古代青銅器。劉東瑞琢磨半天，讓技術室把銅銹去掉，露出了上面的“王”字、刻度、刻線、夾角之后，他覺得這是最原始的秤。劉東瑞就此寫了篇文章發表，引起各方不錯的反響。中國力學室的一個研究員甚至說這是咱力學史上的一個突破，早于國外的阿基米德好多年。
　　另一樣東西是王莽銅卡尺，因為辨不清真假，本也不想收錄在冊。中國博物館學家兼古代科技史學家王振鐸先生在審稿會上拿著卡尺懸賞一頓涮羊肉，希望有人研究出來。劉東瑞領命了涮羊肉，回去現學微積分，邊學邊琢磨卡尺。琢磨透了，公示出來，有理有據，鑒定明確。從那之后，歷史博物館將銅卡尺陳列出來展示給觀眾。至此，劉東瑞關于王銅衡和銅卡尺的結論已得到公認，并被很多專著引用。劉東瑞開始在文物鑒定上嶄露頭角。
　　從講解員到秘書長
　　劉東瑞的人生看似是被別人安排的，高中畢業時原本內定保送國際關系學院，軍事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急著要人，劉東瑞就進了歷史博物館，服從了組織安排。
　　在歷史博物館，劉東瑞是講解員，但常被調走去征集文物。在“文藝復興之路”的展覽里，光緒二十九年的大炮、北伐軍的過山炮、“漢陽造”、毛瑟槍，都是他征集來的。沒見過過山炮的劉東瑞去圖書館資料室查閱民國時期的《良友》雜志，找圖片，記下炮的樣子，然后這位二十出頭、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拿著介紹信去石家莊534 庫，尋找雜志圖片上的炮。正值困難時期，劉東瑞一天交一斤糧票，敞開了吃，吃完就找炮，日子過得自在又充實。漢陽兵工廠的一門炮就這樣被找到了，并順便發現了一門光緒二十九年的銅炮，有款。劉東瑞換算了一下，1903 年出廠的，時間上靠譜。臨走時還加上許多“漢陽造”、德國毛瑟槍一起裝箱，滿滿當當地超額完成任務。1960 年歷史博物館開館時，一個展位前頭放一門大炮，毛瑟槍擺成兩個牌子掛在墻上，“這一組陳列還挺有看頭”。從此，領導覺得劉東瑞敢做主，就讓他去做各種五花八門的征集：肅反的、鎮壓反革命的、敵特的電臺……劉東瑞就此開始和各種文物打交道。
　　20 世紀80 年代初有件事情挺轟動，轟動是因為垃圾堆里發現了一個大斑簋，轟動的原因也不僅僅是垃圾堆里的這個斑簋，而是全國各地很多垃圾堆里都找出了文物。這些文物湊在一起做了一個展覽，展覽由文物局主辦，實際上是劉東瑞一手操持。劉東瑞在歷史博物館一直待到80 年代初，為了這個全國范圍內的“垃圾堆里揀選文物展”，他撂下手里主編的《博物館》雜志，幫忙文物局的朋友實施這件事。全國各地的東西源源不斷送來。其中大斑簋的發現很有戲劇性。郭沫若曾經主編過一本《西周金文辭大系》，提到了斑簋這種東西，因為缺少實物考證，只有清朝的拓片、線圖，因而就給放到了附錄里。1976 年，通縣(今北京通州)有個廢銅廠，是廢品收購站的總廠，工人拆包，把東西按銅、鐵、鋼分類時，拆出斑簋的一個底片，銘文鑄在了內底上，一大片，270 多個字。有個老先生識貨，知道是好東西，就從其他包里找到些殘片，做成拓片照成像，給郭沫若送去了。郭沫若非常高興，這就是我編書時想找的東西！斑簋的三個足還在，內底的銘文是全的，但上半部分都沒了。于是動員大家翻遍了上千個包，幾十個人干了一個多月，把剩下幾個小殘片給找到了，最后復原了斑簋。
　　如此這般，“垃圾堆里揀選文物展”大獲成功，劉東瑞從此留在了文物局做副處長。同時組成了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劉東瑞做秘書長。
　　與啟功老先生共事
　　劉東瑞敢想敢做，但也會在某些事上出人意料的謹慎。劉東瑞在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時，常常會復鑒一些大案要案，一個鑒定結論關乎生死。那時劉東瑞與啟功老先生共事，啟功先生是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
　　因為“近水樓臺”，文博系統內會有人經受不起誘惑犯事。曾經有位廈門文化局副局長，姓陳，喜好集郵，既沒錢又要玩。局里庫房外堆著一堆沒人認領的字畫，是“文革”查抄的物資退賠完剩下的。陳副局長每次順手牽羊拿走一兩卷，賣了換郵票，直至最后東窗事發。起初福建文管會鑒定被盜字畫，估價1 萬元，被人告狀稱徇私；法院再找第三方鑒定，估價15 萬元。按國家規定，達到4 萬元就槍斃，定15 萬元必死無疑。檢察院將結論拿到北京仲裁。劉東瑞請了專家組復鑒，最后估價7.5 萬元，一樣是個死。劉東瑞覺得那人冤屈，覺得這么死不值得，考慮再三決定去啟功先生家，把來龍去脈一說，啟功先生第二天出面重看了一遍，在原有的意見上簽了新意見：質次價高，抬舉了它。它指的是爛畫。簽完后就跟檢察院的人說：“你告訴他，以后他再偷東西時，請我當顧問，別凈偷這不值錢的。” 兩天后報紙頭版，判了有期徒刑。劉東瑞特地去啟功老先生家通報：有期徒刑，免去一死。啟功老先生說了一句話，劉東瑞現在還記得：“該打屁股的事，就不要砍腦袋。”
　　啟功先生為人處事方面的周到，不只在過手這些案件上，平日里的家長里短，都少不了讓他打理得服服帖帖。曾經有位北師大老教授的太太，是啟功先生的老熟人，平日里溜公園，喜歡路邊攤上順手買些小玉件。有次拿出一包東西讓劉東瑞鑒定，劉東瑞一瞧，都是假的，沒一件正經東西。老太太遇見了明白人，連說給錢讓劉東瑞給她掌眼買幾件。劉東瑞待老太太走后請教啟功先生，啟先生支招：別買，別管，咱送她。最后，啟功在劉東瑞搜羅來的幾個玉器里挑了一個小掛件，是清代的小兔子，送給了屬兔的老太太。劉東瑞覺得啟功先生想事想得很具體，最后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值得他好好琢磨琢磨。
鑒定“ 定” 生死
　　劉東瑞在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做了14 年，退休5 年后又被增補為文物鑒定會委員。經他手的案子，有20多起因為定級而被改判，而免于死刑。劉老先生似乎手中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他不覺得這是無上榮光的事，國家關于文物的法律定級條款細化才至關重要，一個人的生死從來不該只由另一個人主觀去定奪。
　　他經手過山西文物局局長張希舜走私文物的事，當時鬧得很大。一個臺商想投資修繕關帝廟，并帶一尊關云長的像回臺灣。張希舜代收臺商的2000 美元，去庫房找了一尊沒火漆的關公像，文物商店的人把別處的火漆貼到像上。臺商帶走，在機場托運行李時被拿下，說是走私文物。因為關公像是張希舜批準買賣的，所以定名他走私文物。初始鑒定為清代三級文物，禁止出口，判張希舜4 年。3 年后家屬請求復鑒，轉到北京文物鑒定委員會，劉東瑞找了3 位專家，當著山西文物鑒定委員會的面，下了鑒定結論：清代，一般文物。張希舜無罪釋放。劉東瑞認為：“一個條文的解釋關系到一個人的命運，而且靈活性太大，說明已經不太適合現在的情況了。”張希舜案件發生后不久，國家文物局就授權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專家修改《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從1997 年開始，用了3 年時間。2001年，新的定級標準由文化部頒布施行。文物鑒定部門不再為“三級”中對“珍貴”與“一般”的認定而頭痛了，起了規范作用。劉東瑞認為自己也不是過于悲天憫人，還是照啟功先生說的：別把打屁股的罪搞成砍頭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