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卷

董其昌《行書四言聯》

　　京博藝術博物館藏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卷，絹本，通長15米，內文幅寬0.295米，長12.25米，書寫之精妙，尺幅之碩大，皆為現存董其昌草書之翹楚。翁同龢在手卷跋語中慨嘆：“董公此書，正如天女散花，神龍戲海，最后題字又謹嚴超秀，奇跡也！”翁同龢為晚清書法大家，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對此手卷竟然如此推崇，可見此手卷之神妙。
　　董其昌(1555～1636年)，字思白，號玄宰，又號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人。精鑒賞，富收藏，明代書畫大家。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兩位皇帝都以董書為宗法，備加推崇偏愛，因使董書風靡一時，滿朝皆學董書，士子以董書為求仕的捷徑。
　　董其昌對于書法藝術有一個漸悟并且一生苦習不倦的過程，而對前人書法的勤奮臨習，則是他藝術水平迅速提高的一個根本。董其昌早年書法水平并不高，在他的《畫禪室隨筆》中記述：17歲時(隆慶六年，1572年)參加會試于邑，邑守(松江知府)衷貞吉在批閱考卷時，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將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的字寫得太差，遂將其黜為第二，同時將考卷上字寫得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為第一。這件事對董其昌刺激極大，自此研習書法，發奮臨池，幾十年如一日。初師顏真卿《多寶塔》、鐘繇《宣示表》《力命表》，34歲(萬歷十七年，1589年)時與大收藏家項元汴相識，得以“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藝術審美水平迅速提高。
　　尤其對于草書的研習，更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卷》，把張旭、懷素草書的精髓融為一體，自成一家，體勢連綿，風華自足。
　　關于此手卷書寫的年代，因為作者沒有注明，所以后人說法不一。我認為從手卷的迎首左下角鈐“知制誥日講官”印章判定，應該是崇禎六年(1633年)以后。因為董其昌崇禎六年任皇長子講官、太子太保，從一品官銜之后，方有“知制誥日講官”印章。同時，作者在手卷跋語中又提到：“荊州刺史孫正甫自上計歸，以秦碑懷素《千文》見貽，因臨此本。”“上計”是指地方官到京師向主管部門匯報工作的地方，由此來看，也就是董其昌再次復出為崇禎四年，出任禮部尚書(正二品)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的時期。此任職兩年后，即崇禎六年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可是，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的同年，他又向皇帝請辭，被崇禎皇帝“特準致仕馳驛歸里”，離開了京師。由此推斷，董其昌第二次復出在京任太子太保和在京的最后一年是同一年，所以書寫此手卷的時間應該是崇禎六年，時董其昌78歲。
　　手卷迎手題大字“字中禪”，小字書：“醉素千文深得逃禪之意，余漫參之，苦無印可之者。董其昌。”鈐“知制誥日講官”“董其昌印”。
　　禪，佛教指靜思、坐禪。“字中禪”，意即在學書法、學懷素草書的同時，亦能得到佛教的禪意。明朝萬歷年間以后，禪風浸盛，士大夫中間逐漸形成一股逃禪之風，以無端空虛禪悅，自悅于心，當時的士大夫沒有不談禪的，董其昌亦在其中。逃禪的方式也很多，諸如創寺修廟、施田立碑、接納高僧、談禪說理、披剃空山、著書立說。董其昌在懷素草書千字文中，悟出“醉素千文深得逃禪之意”。此種風氣的深層原因是明末社會政治、經濟的腐朽糜爛。
　　當然也可以說逃禪是一種智慧，董其昌可稱得上當時逃禪高手，并且在逃禪中得到利益和實惠。譬如，萬歷年間，朝中關系復雜，東林黨人與宦官魏忠賢之間的斗爭非常激烈，政治風波頻起。董其昌卻以對政治的敏銳，用逃禪的智慧，一察覺風吹草動，立即堅決辭職歸鄉從事他所愛好的書法和繪畫，巧妙地躲避官場風浪，待到風浪過后，再買回官職。特別是崇禎四年，董其昌被召回京，出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崇禎六年又擢任太子太保，任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可是，就在這年六月，董其昌在內閣中的兩個好友，一個是擔任首輔的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被罷官，另一個是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鄭以偉死在任上。他馬上就以耄耋之年、疾病纏身為由，連續上疏五次求退，崇禎皇帝“特準致仕馳驛歸里”，安全地告老歸鄉了。回鄉后，他精研書法，醉心繪畫，論禪事，博收藏，悠哉幾年，丙子(1636年)仲冬，忽痰作，不三日而逝，終年82歲。
　　董其昌的書法以行草書造詣最高，但他最得意的則是其小楷，這也是對他當初寫字太差的最大補償，凡董其昌的書畫作品以小楷作跋者，皆為董其昌得意之作。此手卷的正文卷首，董其昌先用小楷題“臨唐懷素千文”六字。在卷后的跋文，董其昌又以小楷書寫長跋：“荊州刺史孫正甫自上計歸，以秦碑懷素《千文》見貽，因臨此本。素書雖稱顛，實不逾法；雖稱瘦，實不露骨。如《圣母碑》，亦唐時所刻，猶存此意。《自敘帖》稍有出入，前人疑信半矣。張長史《千文》《潭帖》刻八十余字，有龍蛇飛動之勢，正可與素師《千文》并參。自二王行草外，獨此自標勝會，所謂鑿混沌而獨創者。董其昌書。”首尾兩次以小楷作題跋，可見董其昌對于此手卷的重視與滿意的程度，長跋小楷又被翁同龢贊為“超秀”。
　　過去教育，《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是最基礎的啟蒙讀物。這“三、百、千”，對文人來說，最受重視的還是《千字文》，書法史上的眾多書法大家，諸如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鐘繇、智永、張旭、懷素、孫過庭、趙佶、米芾、朱熹、趙孟、文徵明、鄧石如、趙之謙、于右任等等，都曾經書寫過《千字文》。
　　《千字文》備受重視，首先是因為皇家編著。南朝梁武帝為了教育他的子輩學習書法，在四十八年(547年)，責令殷鐵石在王羲之寫的碑文中拓下不重復的1000個字，供皇子們臨摹書法。但是，由于這1000個字每個字都是孤立的，互不聯系，不好記憶，梁武帝就召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周興嗣用一個晚上，硬是把1000個孤立的字，編輯成四字一句，前后貫通，互不重復，朗朗上口，適于誦讀的《千字文》進呈梁武帝，受到皇上的好評，周興嗣也為此一夜累得須發皆白。
　　董其昌非常喜歡《千字文》，甚至把《千字文》“融化于血液中”，指導自己的行動，董其昌為項圣謨題寫的《行書四言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京博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幅董其昌《行書四言聯》，紙本，縱94厘米，橫17.5厘米，上聯為“群居閉口”，下聯為“獨坐防心”，題款“為孔璋兄書，其昌。”孔璋即項圣謨(1597～1658年)，為著名書畫收藏家項元汴之孫。前文提到董其昌年輕學習書法時，曾與項元汴相識，并遍覽項氏收藏的書畫，受益匪淺。世事輪回，董其昌晚年又與項元汴之孫項圣謨成了忘年好友。董其昌年長項圣謨42歲，將其一生的處世經驗，用楹聯的方式傳授給項圣謨。聯語雖然出自《增廣賢文·家篇》“群居守口，獨坐防心”(僅差一“閉”字)，但與《千字文》“易輶(yóu)攸畏，屬耳垣墻”的意思完全是一樣的，都是在提醒人說話時，最怕旁若無人，毫無禁忌，要留心隔著墻壁有人在貼耳偷聽，即便是自己獨處時也不要有無益的妄想，這反映了董其昌的處世哲學，也是他逃禪的寶貴經驗。
　　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卷是一件流傳有緒的作品。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翁同龢兄長翁玉甫在湘中任職時得到此卷，后送給了翁同龢，翁同龢珍藏26年，同治四年(1865年)作跋：“董公此書，正如天女散花，神龍戲海。最后題字，又謹嚴超秀，奇跡！先兄玉甫于湘中得之，特以畀予，藏筪中廿有六年矣。冬夜展觀，不勝感慨。乙丑十月廿八日，翁同龢記。”鈐“虞山翁同龢印”(白文)、“紫芝白龜之室”(白文)。
　　此手卷民國時期被傅筑夫收藏。傅筑夫(1902～1985年)，河北永寧人。1921年考入輔仁大學，曾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曾在魯迅指導下研究神話傳說，并在河北、安徽、中央、南開、人民等大學任教。精鑒賞，喜收藏。尤喜中國古代書畫收藏，鈐“筑夫鑒賞”“傅氏雙桂軒珍藏”二印。
　　“文革”時期，歸康生。康生(1898～1975年)，山東膠縣人。曾經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精于文物收藏與鑒賞，擅長書畫。鈐“求是齋珍藏印”。
　　改革開放以后，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日漸興盛，此卷被李秋林收藏。李秋林(1954年生)，浙江紹興人，寓居北京。精鑒賞，喜古代書畫收藏。與書畫鑒賞家徐邦達、啟功、劉九庵、章津才、秦公等諸先生過從甚密，曾攜此卷向以上諸先生請教，得到諸先生肯定。鈐印“秋林收藏”(陽文)、“豐碩堂鑒藏”(陽文)。
　　京博藝術博物館在甌江草堂主人易蘇昊先生的幫助下，以巨資購得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卷，又誠邀四位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書畫鑒定委員，即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蕭燕翼、許忠陵，北京市文物鑒定研究所副研究員章津才，天津市文物局研究員劉光啟先生進行鑒定，四位國家鑒定委員一致鑒定為董其昌作品真跡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