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建美人圖

　　最近，南京某拍賣公司再次推出“最后一個中國畫大師朱新建”專場，據說再創成交新高。“最后一個”，是引用原文，“一個”與“一位”，在漢語中是有微妙區別的，“位”表示敬稱，“個”則只是表示數量而已，原文作者可能對此不太講究。也有媒體稱朱新建為“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的，將他抬舉得很高。對朱新建的畫，我沒有研究，也沒有興趣，但隱約感覺，把朱新建捧上“大師”的寶座，似乎是離譜的。退一步說，姑且稱他“大師”，也不能輕易斷言“最后一位”。
　　地球不是到他去世的那天停轉，他身后的日子長著呢，后面的事情誰能預料?何況，“最后一位”何其多也!
　　到底誰才是“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

吳昌碩自畫像

　　
　　吳昌碩1927年去世，被驚嘆為“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走了。或云“文人畫最后一座高峰”、“文人畫最后的絕響”。吳昌碩的大師地位是人們公認的，無法撼動，他這座高峰，后人很難再超越。2014年浙江美術館策劃實施了“西泠峰骨”西泠印社七任社長展覽，坦率而言，后面的各任社長，在詩書畫印綜合造詣上，在中國畫的成就上，都難以與吳昌碩等量齊觀，吳昌碩堪稱西泠印社“永遠的社長”、“永遠的旗幟”。從這一意義而言，說吳昌碩是“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諒不為過。
　　“最后”的含義大家都明白，就是此后再也沒有了。問題在于，此后“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依然層出不窮。黃賓虹和齊白石都稱得上大師，他們于1955年、1957年相繼去世，生前都得到了“人民藝術家”稱號，那時不流行稱“大師”，傳媒管理得比較嚴，又沒有“自媒體”，所以似乎沒有人稱他們為“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但大家都清楚，在那個年代，“人民藝術家”的含金量絕對高于“國畫大師”。 檢索網絡，查到有人稱潘天壽為“繼吳、齊、黃之后最后一位國畫傳統派大師”。這句話如果去掉“最后”，說得恰如其分。哪怕用了“最后一位”，也不算太過分，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中國畫家可以望潘天壽項背，更遑論超越。就這一點來說，“最后一位”也說得過去。
　　此后“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依然不斷冒出來，陳子莊被稱為“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有權威評論家撰文認為“陳子莊是二十世紀藝術水平離黃賓虹、齊白石最近的，號之大師當之無愧”。陸儼少1993年去世，也被稱為“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陳子莊和陸儼少確實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不過，不稱“大師”，特別是不稱“最后一位大師”，可能更好一些，無損于他們的藝術地位。
　　朱豹卿2011年去世，被人稱為“最后一位浙派大宗師”，就不太科學、不太嚴肅了。朱豹卿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隱逸畫家，但“浙派大宗師”這頂帽子似乎太大了一點、高了一點。
　　到底誰才是“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

朱豹卿作品　　

　　“最后一位”還有很多，比如季羨林，他身前再三撰文聲明去掉“大師”的頭銜，但身后還是被按上了“國學大師”、“最后一位國學大師”的大帽子，以致引發了季羨林算不算“國學大師”的爭論。朱德群2014年去世，被譽為“最后一位中國現代主義藝術大師”。最近炒得最熱火的“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就是朱新建了。朱新建的畫算不算“文人畫”都值得商榷，何“大師”之有?
　　“最后一位”云云，都不是畫家自己的意思，人已經走了，要種種虛名有何用?后人為何要動不動以“最后一位”來強調其獨一無二的地位呢?原因不外乎這樣幾點：一是中國人向來有“諛墓”的傳統，為死者說好話，說得再過分也沒關系。古時的墓志銘，當今的追悼會悼詞，都是滿篇可歌可泣的事跡。二是為了自身利益，須知“諛墓”是有相當高的報酬的，連鼎鼎大名的韓愈，也以獲取高額“諛墓之金”而出名。
　　現在動不動就炮制“最后一位”高調的，大都是門下弟子或藏家，“最后一位”抬得越高，他們獲益越多。三是出于敬重，被譽為“最后一位”者大都確實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地位，獲得了人們的敬重，出于愛慕、愛戴，說一些贊揚的話，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管如何，慎言“最后一位”為好。一旦到了觸目皆是“最后一位”，九泉之下“最后一位”熙熙攘攘如同趕集一般時，“最后一位”非但不值錢，反而不嚴肅，變得滑稽了。（作者系浙江美術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