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國中，華夏文明是惟一能傳承至今的，其文化思維、文化創(chuàng)造條件、文化記憶，全都濃縮于由窯火燃燒并傳承有序的歷代古陶瓷器上。通常人們所說的華夏上下五千年歷史，主要是由陶瓷碎片寫成的，是中國的歷代陶瓷史串起了中國古代的文明史。從新時期后期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到商周宮廷白陶、春秋戰(zhàn)國半陶半瓷，再到秦皇時期中央集權濃縮于陶器器型之上。漢代的灰陶、釉陶非常大氣，唐代的唐三彩色彩斑斕，宋代五大名窯精于文化修煉，元青花瓷被帶入歐洲宮廷，至明清時期中國陶瓷工藝達到鼎盛。徐俊和認為，玩賞古陶瓷實際就是在尋覓整個華夏文明史的軌跡;收藏古陶瓷就是收藏華夏文明史的縮影;讀懂古陶瓷，就是讀懂整部華夏文明史的精髓。
　　收藏：“鎮(zhèn)齋之寶”中看文化
　　說起“片瓷齋”的鎮(zhèn)齋之寶是什么?徐俊和拿出了那件綠(銀)釉三足奩，這件藏品仿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是當時貴族墓穴中出土的禮器。奩(讀lián)，古代漢族女子存放梳妝用品的鏡箱，《世說新語·巧藝》中有記載：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圓形，直壁，有蓋，一般腹較深，下有三獸足，旁有獸御環(huán)耳。流行于戰(zhàn)國至唐、宋間。而在此之前的漢代，奩泛指盛放器物的匣子。宋代汝窯、定窯出爐的仿三足奩堪稱一級文物，而漢代的綠銀釉三足奩其研究價值難以估算。
　　講到這尊三足奩，徐俊和說：“這是漢代喪葬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漢代以前，帝王貴族死后有活人陪葬，到了秦始皇時期才取消了人葬，這也就有了兵馬俑。而到了漢代，此時崇尚的殯葬文化是似死如生，也就是說，活著有什么，死了之后陪葬品也要有什么。而三足奩顯然就是殯葬用的禮器之一。漢代的禮器主要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仿青銅的禮器，就像這尊三足奩，它就是仿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第二階段出現了綠釉陶的狗、貓等動物造型;到了東漢末期就出現了亭臺樓閣等器物。可以說，綠釉陶為中國瓷器奠定了基礎。”
　　陶器品種有：紅陶、灰陶、白陶、彩陶、釉陶等。其胎體不透明，有小孔，有吸水性。可作盛器，飲器，建筑構件，藝術陳設及明器使用。徐俊和研究發(fā)現：漢代墓穴中出土的這些陶器，大多是炫耀墓主人生前身份、財富、精神信仰的實物載體。商周時期權貴們習慣以活人陪葬。春秋戰(zhàn)國逐漸用模擬活人的俑來代替。伴隨陶俑的陶器，它包括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陶馬，武士，高樓，宅院，庖廚，圈舍，鎮(zhèn)墓獸，鞍馬駱駝，豬狗牛驢，兵俑戰(zhàn)車，樂隊儀仗，男仆女侍，床榻桌凳等生活用具應有盡有。它是當時人類社會生活的真實記錄，是人們對美好現實生活的留戀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祝愿。徐俊和通過對這些實物數據的研究，可以了解和再現當時古人的生活狀況。
　　漢代綠釉陶，作為東漢發(fā)明創(chuàng)燒的新品種，它上承商周瓷器的施釉技術，下啟唐宋三彩器瑰麗多姿、變幻莫測的裝飾風格，在中國古代陶瓷群芳譜中獨樹一幟，是古代低溫鉛釉技術發(fā)展的碩果。顧名思義，釉陶器，似陶非陶，陶器外表掛釉，以鉛的氧化物為呈色劑，以700℃至900℃的溫度，在還原焰的焙燒下燒制而成，它完成了從原始瓷器到現代瓷器的成功過渡，代表漢代陶藝制作的最高水平。它的一些釉陶器的厚重、磅礴、宏偉、精美程度是中國制瓷史上各朝釉陶無法比擬的，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和欣賞價值。
　　徐俊和說：“你可以仔細看它們的花紋，是多么的精美，這些陶瓷的開片獨具特色，器物表面破裂氣泡所形成的棕眼密密麻麻，釉面返鉛造成的‘銀釉’是現代科技條件下無法偽造的。”
　　探尋：“鎮(zhèn)館之寶”中聽故事
　　至今令徐俊和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是由他親自參與下，復制了當今天津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清乾隆琺瑯彩玉壺春瓶。在他看來，這個舉動是文化傳承的過程。說起這次經歷，徐俊和娓娓道來。
　　清乾隆款琺瑯彩芍藥雉雞玉壺春瓶，現珍藏于天津博物館內。它高16.3厘米，口徑4厘米，底徑5厘米。其形細頸鼓腹，小巧玲瓏，造型高雅端莊，簡潔而優(yōu)美。瓶頸部蘭料繪蕉葉紋，腹部繪制雛雞、芍藥等。玉壺春瓶的造型創(chuàng)燒于北宋時期，由詩句“玉壺先春”而得名，是富有時代特征的陳設瓷之一，從元代盛行不衰直到今天。清乾隆款琺瑯彩芍藥雉雞玉壺春瓶用于瓷器的琺瑯彩釉質地凝厚，畫筆板澀，作畫遠較其他釉色為難。在這件16厘米的小瓶上，腹部用工筆花鳥技法繪制雉雞、盛開的芍藥等形象，色彩繁富艷麗，形態(tài)栩栩如生。紋飾空白處墨書題詩，是詩、書、畫合璧的彩瓷藝術珍品。這樣的瓷瓶在當時應該制作了一對，呈給乾隆皇帝，乾隆將其中的一件保留下來，另外的被砸碎。因而與這件瓷瓶完全相同的作品是不存在的。
　　20世紀六十年代，天津的一幢民宅里，原北洋總統曹錕的軍醫(yī)處處長潘芝翹家來了位舊日同僚——原曹錕副官耿朝珍。他們在曹錕處供職時愛好相投，多年不見，老朋友仍是如故。寒暄過后，耿朝珍說明了來意。耿離開軍界后，憑借對古玩的喜愛和豐富的知識，在北京韻古齋工作。此次來津找老友，是想收購宮中珍寶，一直保存在潘處的清乾隆款琺瑯彩芍藥雉雞玉壺春瓶。一陣沉默過后，潘表示不愿出讓這件稀世珍寶。以后的幾天，耿朝珍在潘家不斷地進行說服工作。終于，潘芝翹同意將此瓶以12000元的價格賣出。耿朝珍在高興之余，仍不忘遵守國家的相關政策。當時國家政策規(guī)定，外地收購文物必須報請當地文物部門批準，經同意后方可攜帶離境。天津文物部門鑒定了耿朝珍帶來的這件瓷瓶，確定為國寶級文物，經協商，耿同意在加價百分之十的情況下將此瓶留在天津。就這樣，在天津市政府的財政支持下，清乾隆款琺瑯彩芍藥雉雞玉壺春瓶最終以13200元收歸國有，保存在天津博物館里。
　　目前所知的琺瑯彩瓷瓶存世僅有四只，除了在天津博物館這只，瑞士和英國兩個私人藏家手中的兩只已有破損，另有一只在中國香港。2005年10月，在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一件高僅為十幾厘米的乾隆琺瑯彩古月軒題詩花石錦雞圖雙耳瓶以1.15億港元成交，這不但創(chuàng)下了清代瓷瓶拍賣的最高紀錄，而且也在古玩界掀起了一股琺瑯彩瓷瓶熱。天津博物館里的這只與拍品大小相同、工藝相近，造型更為高雅，紋飾也更為精細。
　　仿制：“玉壺春瓶”中有傳承
　　天津博物館這只玉壺春瓶是鎮(zhèn)館之寶，也是各地游客競相追捧的圣物。由于常年以原物擺放供游客參觀展出，國寶的狀況已岌岌可危。尤其是雄鳥的羽毛部位，由于常年被展示燈照射，釉面已出現剝落的跡象。參觀者想見識一下鎮(zhèn)館之寶的風采，可國寶的狀況已經不允許這樣擺放，如果復制出1:1的替代品，就能夠解決這樣一個難題。
　　2004年，徐俊和得知天津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清乾隆琺瑯彩玉壺春瓶”亟待復制保護的情況，就和朋友王輝主動請纓，與天津博物館聯系協商。復制的過程遇到尷尬事，徐俊和說：“我們不用政府出一分錢，所需資金由我來負責聯系。”
　　一件瓷器72道工序，從進山采土、打泥、拉坯、晾曬、繪畫，到上色、燒制。徐俊和與同事們潛心研究，攻克了琺瑯彩無法復制的技術難題。
　　那段時間，他們聘請了景德鎮(zhèn)的能工巧匠參與創(chuàng)作，歷時5年，上百次試制，力爭將這只玉壺春瓶復制出來。這個過程是很漫長的，隨時都有可能發(fā)生意外，稍稍與原物有差異便要打碎重來，碎一只就是碎得真金白銀啊。功夫不負有心人，2009年國慶節(jié)到來前夕，按原品復制的“清乾隆琺瑯彩玉壺春瓶”終于復制成功，并替代原物進行展示。這一個成功也填補了失傳200多年的琺瑯彩制作工藝，經過多位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鑒定，認為這件復制品已接近原件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水平。為此天津電視臺特別錄制了紀錄片《玉壺春傳奇》。為獎勵徐俊和的付出，特授予他天津博物館名譽研究員稱號，這樣的稱號只有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人才可能享有其譽。
　　關注：“收藏圈子”很浮躁
　　采訪中，徐俊和對當下收藏圈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但總結這些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浮躁。
　　他說：“收藏領域里，浮躁是大忌。自古以來，我們的老祖先都在勸誡我們要戒驕戒躁。《論語》說，‘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隨著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物質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心態(tài)也在悄然變化……與前人相比，我們這一代人，少了耐心，多了急躁;少了冷靜，多了盲目;少了腳踏實地，多了急于求成。有人說現代社會的快節(jié)奏和高壓力，助長了浮躁之風;也有人說當今世人由于缺失信仰導致了急功近利。藝術品收藏領域中也未能免俗。”
　　一個好的收藏家的煉成，需要耐得住寂寞。沒有“獨上高樓”、“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勇氣和恒心，何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豁然境界?張伯駒、錢鏡塘等之所以成為收藏家，就在于其將收藏當作畢生唯一的事業(yè)和愛好，不驕不躁，傾注了一生心血。
　　同理，生活在現代的藏家們，如果能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踏實，在繁花似錦中獨守一份藏家的孤傲節(jié)操，循著前人的路，未嘗不能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何苦去走捷徑，一朝敗露，落得一片嘲笑與唾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