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年來頻仍往返于廣州、深圳與上海之間。在采訪眾多業內人士時，也深感粵滬藝術市場之間發展的不均衡。從經濟基礎上講，改革開放初期，以“深圳速度”為代表的廣東發展勢頭曾獨占鰲頭；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浦東開發帶動了上海的全面發展，上海再次奪回全國經濟中心的位置。而從藝術品市場來說，上海自晚晴時期開始，揚州八怪和海派造就了江南一帶收藏文化市場的繁榮，但彼時嶺南派盤踞的廣州、香港一帶也因為對外開放而成為與上海并駕齊驅的藝術品市場。時過境遷，改革開放30年后，上海已經擁有了諸如上海雙年展、上海藝博會等國際影響力的藝術市場，而作為經濟一線大省的廣東藝術市場莫說在國際上，目前在內地，其影響力還不及山東、重慶等地，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長期缺乏全國性視野是制約廣東藝術品市場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原因。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至今，廣東的藝術品市場，除了外銷油畫，就基本以推廣嶺南名家為主，對外省名家的推廣(除拍賣行中一些古代或近現代的名家作品外)較為少見。據廣東業界人士反映，廣東的各界人士還是比較喜歡購買本地的名家之作，一來藏家身邊的朋友大都知道這些畫家的名頭，交易起來容易成事；二來容易找到作者辨出作品真偽；三來外地畫家很多人不認識、不了解，缺乏一定的受眾群體支持，生怕買畫后流通不出去。而且嶺南藝術市場還有一個怪相，大多是區域藏家醉心于收藏本地區走出來的畫家，像潮汕籍藏家偏愛潮汕籍畫家，客籍藏家力推客屬畫家。這有點像浙江一帶的藏家所為，只買浙江籍的畫家作品，對其他省份的畫家并不“感冒”。雖然這樣的收藏方式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仔細考究起來，此舉卻又猶如近親結婚，眼光局限在本地，交流也在本地，藝術家、收藏家的視野難以開闊。藝術家也因為本地市場已可滿足自己賣畫的需求而不思另行交流提高，從而使藝術家的藝術水平無法獲得長足進步；外地名家不引進來與本地名家同臺競技，收藏家的鑒賞水平也無法真正成長。我們不妨想像一下，若齊白石作品只有湖南人收藏，張大千作品只有四川人收藏，那他們兩位今天又如何能成為享譽全國乃至全球的大名家呢？
　　反觀上海藝術品市場，則基本上以推全國名家級別的畫家為主，本地畫家如果沒有足夠的分量是很難進入他們的“慧眼”的。上海的畫廊目光刁鉆，盯的多是全國認可的名家。雖然因京津地區名家眾多而以收藏他們的作品為主，但浙江、江蘇、廣東幾個藝術強省的頂尖人物之作，他們也斥資收藏，毫不含糊。像浙江的曾宓、何加林、尉曉榕、張谷旻，江蘇的徐樂樂、朱新建、劉二剛、周京新，廣東的林墉、方楚雄、陳永鏘、方向的作品都可在上海的藝術市場上見到。廣東畫家方楚雄的畫作價格甚至賣得比廣東還高。據記者了解，現在上海的畫廊市場已經開始移向新一代年青精英畫家身上。上海的畫廊所掛大名家之作，大部分是多年前的作品。此外，一些畫廊之間還做到互通有無，共同推廣看中的畫家，把運營的風險降至最低。
　　從兩地藝術品市場的經營方式來比較，記者認為，廣東比較滿足于力推本土畫家為標桿，而上海則以引進全國高水平的畫家作品來促使本地畫家出外求學，來努力提高自身水平。故此，眾多上海籍畫家遠如謝稚柳、陳佩秋、劉海粟，近如陳逸飛、方增先、施大畏、盧輔圣、陳丹青等畫人能站在藝術的一線或前沿位置，與歷來上海藝術市場的運作觀不無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