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在當代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特殊的書法現象，大家其實都不陌生，但仍可略舉數端。先說“反面的”、“消極的”特殊現象。第一個是，新中國成立后，費盡心力才于1981年在文聯下屬協會中獲得一席之地；第二個是，在教育部的學科目錄中，過去是三級，現在是二級，但是卻都隸屬于“美術學”(過去是二級，現在是一級)；第三個是，全國各地都有“美術館”，國家級的、省部級的、地市級的、縣市級的，不勝枚舉，可“書法館”卻幾乎沒有。再看“正面的”、“積極的”特殊現象：第一個是，“書法熱”持續30多年，至今沒有衰退之象，可見書法有普遍的群眾基礎；第二個是，書法幾乎是所有藝術門類中受西方觀念沖擊最少的；第三個是，借助現代技術，古代精美的字跡被廣泛應用到生活的各個角落，使得書法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是隨處可見。
　　這相反的兩類現象，共同出現在書法身上，耐人尋味。
　　就其消極一面而言，這些現象折射出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曲折歷程，之所以會出現，最核心的問題只有一個——書法作為藝術的“身份危機”。而這種危機，是在與西方文化體系的比對下才發生的。由此，也使得書法在整個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總是逍遙地處于局外，沒有做過多少貢獻。
　　而就其積極一面而言，中國文化的各個門類，在以西方文化體系為參照的現代化進程中，多多少少都發生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前的書法身上，基本上沒有出現。這使得書法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其復興歷程時，幾乎是從原汁原味的傳統中起步的。
　　在民族文化振興的偉大事業中，書法能承擔怎樣的使命？書法以漢字為對象，使它先天具備兩個突出的社會文化特征：第一，任何一件作品，都可能從其文字內容中找到進入文化和歷史的通道；第二，任何一次書寫行為及其產品，都可能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被解讀為“書法”。這兩個特征，使書法成為一種與社會、歷史和文化聯系最為緊密的藝術門類。
　　如此說來，如果以書法為路徑，根據各種字跡與中國歷史、文化的關系分門別類，實際上就可構建一部書法活動、書法作品與我國歷史、文化的關系史。中國美術館曾經主辦的“情境書法大展”，是一種十分有益的嘗試，使書寫重回生活，展現它豐富的內涵與強大的生命力。
　　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諸領域，主要是以西方學術為參照而形成自身發展歷程的。由于東西方文化本身的差異，西方學術的過于強勢，多多少少給原本的中國學術帶來了困擾。在西方文字學理論的主導下，漢字長期被視為低等級文字，拼音化的浪潮持續了幾十年，使得現代漢字陷入了諸多尷尬，直到現代計算機技術為之解圍。
　　幸運的是，被邊緣化的書法，幾乎沒有受到干擾。啟功先生曾有系列漢語研究論文結集為《漢語現象論叢》，試圖從漢語現象本身出發來歸納漢語的語言規律，在語言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那么，書法有沒有可能呢？回答是肯定的。書法家邱振中先生近些年來一直致力于此，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其實，這條路徑的空間十分巨大，中國書法的創作、欣賞、批評，與其他藝術尤其是西方藝術之間的差異之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如果能夠立足中國書法，以現代思維提煉概念和命題，構建現代的學術體系，那么一定是有別于西方藝術理論乃至文化理論的重大學術構建。
　　書法由于在形式和表現上的特殊性，以及藝術理論的獨特性，可以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展現特殊的魅力。書法在當代藝術活動中處于一種奇特的狀況：一方面，傳統的書法幾乎完全沒有參與進去，即便是當代最著名的中國書法家也很少有人能夠成為國際藝術界的焦點；另一方面，書法的元素卻屢屢通過中國當代藝術家之手，活躍于當代國際藝術，比如谷文達、徐冰等。徐冰的“新英文書法”，幾乎已經成為當代跨文化藝術創造的一個經典案例。在中國本土，邱振中先生所定義的“源于書法”的當代藝術，也一直比較活躍。這種類型的“書法”當然已經不是“中國書法”，但是彼此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其中所出現的任何新形式、新意蘊，都可以在一定意義上歸功于“中國書法”乃至“中國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書法的發展任重道遠。一系列根本性理論、歷史問題的研究，近30年來雖然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嚴格講都還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理，更談不上真正現代的建構與轉化。由此，我認為，當代書法界有一項迫切的任務，那就是腳踏實地，從根本抓起，真正解決基礎理論問題，并在基礎教育以及專業教育中真正落實、不斷完善。